文/金雯

历史居然可以是簇新的。 商代的夯土城墙空降郑州；大同要再现北魏平城风韵；开封要变成宋代的汴梁；甘肃省金昌市一下子穿越到汉代，将修建一座融合了罗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骊靬古城。江苏的金湖则梦回远古，计划修建尧帝古城……
1982年，国务院公布北京、苏州、南京、西安等24个城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0年间，设立了11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81座名镇、169座名村，15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725处省级名镇名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文物点总数接近77万处，应该说货真价实的名城古迹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拆掉旧的真古董，制造新假货呢？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张松一语中的：“因为真古迹保护起来很麻烦，还不能随意使用。”

国家土地政策持续收紧，遍布中国城市的新区开发正在全面收缩，于是，地方政府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旧城改造，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重金复古的怪象。

十多年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崔金泽去大同时，并不觉得这是一座靠煤炭发家的丑陋城市，甚至他觉得大同比太原要美得多。城墙虽然已经残破，但是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能清楚看到几千年沉淀的城市肌理。
但是，2008年开始，大同城便陷入了一场百亿再造古城的宏大计划中，崔金泽眼中那个大同开始大规模消失。不仅是在大同，中国许多城市的发展似乎都进入了“复古”模式，讲述着各种古代传说故事，连西门庆故里、潘金莲家乡都不放过，迅速塞进许多粗糙的仿古建筑，变身为古装影视拍摄基地。
2002年，西安曲江开始修建大规模遗址公园，唐大慈恩寺、唐城墙、大唐芙蓉园、曲江池、曲江寒窑，等等，以“文化+旅游+地产”的模式。制造了在陕西省境内的发展典型“曲江模式”。
2009年，山东聊城开始打造“中华水上古城”，万人迁出老城。除少数保留建筑外，大部分建筑拆除，将重建府衙、县衙、文庙等早已消失的“古迹”。
2011年，“台儿庄大战胜利”70周年，枣庄市政府决定投资重建台儿庄。除“台儿庄大战”的故地，还包括了一系列古镇“标配”：古城墙、古码头、古民居、古街巷、古商埠、古庙宇、古会馆等，到这里的人都会纳闷：为什么台儿庄有江南小镇的风情？
高楼早就将老北京的天际线破坏了，参观颐和园得设计好线路，走一段水路，走一段陆路，如此才可以避开不断侵扰视线的高楼。但是，为了迎接北京建城860年周年，拨款10亿整修古建筑，中轴线将于2013年申遗。与此同时，大片胡同被拆。
2012年，河南开封宣称要斥资千亿回到宋都汴梁，将《清明上河图》的景象复现于21世纪。
这些城市的复古运动多数包含了以下几个内容：拆迁，迁走原住民，修建仿古建筑，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在官方语境中，通常被表述为：改造棚户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王鹏说，城市复古运动的背景是国家土地政策的持续收紧，遍布中国城市的新区开发正在全面收缩，地方政府将目光重新投向了老城区，恢复历史街区，建造仿古建筑，进行商业、旅游业和房地产开发。老城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开发起点高，土地绩效更高。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特定的信息，时光机式的“修复”完全是一种破坏。

今年是大同“百亿复古”之后的第五年，崔金泽的一个德国朋友带全家去大同自驾游，他并不清楚最近几年大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大同是个古城，有世界闻名的云冈石窟，而且很多年前他自己去过，对这个城市印象非常好。一家人住在城外的酒店，他父亲无意间在谷歌地图上看到最近几年大同的照片，才知道原来他们要去看的这个城市是“假”的，是在拆除老建筑之后新建的。第二天，他们没有进城便失望地离开了。
崔金泽说：“在没有政府监管的状况下，老百姓的活动，比如取土之类，会对某些文物造成一定的蚕食，但是，这些行为不会对文物的价值造成根本性伤害。但是，拆除之后的‘复古’，对于大同城的更改是无法逆转的。它将祖先留下的遗产变成了主观臆造的赝品。”
王鹏认为，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附着有特定的历史信息。时光机式的“修复”完全是一种破坏，让历史信息失去丰富性。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主张圆明园复建，圆明园从清康熙年间始建一直到光绪年间被英法联军烧毁，都处于一个不断修建的过程中。如果要“修复”，“修复”到哪一个时代才算是真正的历史呢？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就不是历史吗？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将不同时代的建筑风貌、图纸整理出来，展示给公众。而不是修好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对于历史遗产来说，往往不作过多干预便是最好的保护。
《文物保护法》也明文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
在“修复历史”方面，也有华沙这样极其个别的案例。1944年，希特勒下令让华沙从地球上消失，整座城市被纳粹的工兵炸成了废墟。二战后，波兰人展开修复工程，在一片废墟中原样重现了被纳粹毁灭前的华沙，并被作为特例收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样的“修复”是有前提的，王鹏说，首先，古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毁的；其次，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在二战之前对华沙市内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广场都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整理和测绘，充分保证了修复的还原度。
但是，时下中国城市的“复古”运动是罔顾“历史”的做法，按照张松的说法，“不要真历史，要假历史；不要短的历史，要新杜撰的‘悠久’历史”。其次，汴梁、长安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相关的建筑文献和图纸极为稀少，谈何原样复建？崔金泽说，中国现存可以参考的最早的木构建筑师是唐晚期的，山西大同的代王府在明末便被焚毁了，如今的复建资料从何而来？张松认为，到清代晚期少数古建筑才有了一些照片和图纸资料。如果只是根据文字的描述进行所谓复建，那就是杜撰或想象，新建的假古董没有真正的文化价值。
大同城内的皇城戏台遗址本来是在代王府内的，与九龙壁相呼应，构成代王府遗迹的格局，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城市的建制格局。中国古代建筑被安放在什么位置，都有风水的考量，不是随便放置的，也不是完全孤立的。但是，在大同的“百亿复古”的工程中，皇城戏台被迁入了修复一新的关帝庙广场，成为“文物什锦拼盘”，以此来宣扬文物保护的政绩。因为被认为体量不够大，与重建后的宏大风貌不对等，南城墙之上的雁塔被拆除后复建到了府文庙，在原处修建了一个假冒的“高大版”雁塔。
宏大而空泛的趣味在城市复古中十分具有代表性。在2009年央视的“对话”栏目中，“曲江模式”的缔造者段先念聊西安的大雁塔，“很有地位，在唐代它很有地位，而且在我们现存的全国的唐代的盛唐时期的遗存”。它也是很有地位的，如果说把它的周围去改造，做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话，我认为对不起这个遗存。”所以，在大雁塔广场两侧修建了2万平方米的仿唐商铺，而在北广场则修建了一座与历史遗迹完全不沾边的亚洲最大的喷水池。

拆毁旧城区最直接的阻力来自于居住于此的市民，但是他们反对的不是对老建筑的破坏，而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拆迁补偿费。

旧城改造最直接的阻力是居住于此的居民，但是他们中多数人并不是反对拆毁老建筑，而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费。在大同，当地人认为，市长耿彦波之所以还有部分拥护者，是因为他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还算比较大方。
但是，有时候，人们真的并不确切知道付出了什么代价。网友陸苇点出了大同人对于新变化的微妙态度：“我去大同的时候听到有居民拍手称快，但同时也说可惜，后面滑过了一丝忧伤与迷茫，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这样做除了改善了生活条件还能带来什么，这有点像几十年前卖了家里的祖传老家具时欢喜地换回一堆冷冰冰的组合柜。”
无论是北京大杂院的市民还是西安、大同棚户区的居民，大多都没有产权证，只是住在那里，既然住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就很少花心思去修整和维护。市民有自己的算盘，在这一点上，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断当政者，等我修好了，政府来收走了怎么办？这也不是没有历史先例，前辈的磨难已经沉淀为集体无意识。
所以，王鹏认为在物权问题无法解决的前提下，应该加强对市民的文物保护教育。让他们意识到更好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住高楼，老房子不一定非得拆，修好了可以住得很舒服。推倒重来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相关的文物保护法也应该提到鼓励公众参与。或许教育的过程赶不上中国城市旧城区的消失。但是，在当下中国，能够制约野蛮发展力量的，除了媒体之外，就是每一个普通的市民。

“从观念层面，这个国家的多数人都是发展派。”

张松认为，从观念层面严格来讲，这个国家的多数人都是发展派，保护是极少数派。当学校的一年级新生听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情况介绍时，会提出如果控制新建筑高度就会影响城市发展。听到这个，张松觉得很惊讶，难道土地必须完全依靠高强度开发才有价值、才有活力？“北京62平方公里的旧城整体保护，其规模也不到中心城面积的十分之一，上海市区划定了27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只有中心城区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不到。政府和开发商看重的是老城区位优势带来的经济利益，但是老城区的绩效应该是属于全体市民，如果土地绩效完全被商业资本拿走了，损害的就是公共利益。”
老城区的老房子缺少必要设施，有的已成危房、居住环境较差，但是改善百姓生活环境的途径有很多，并不能仅仅依靠推土机。张松说，现在城市大量的保障性住房集中兴建在郊区，无形中给低收入者带来了就业、交通成本等方面的压力。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里弄住宅大约有70%以上是属于市区房管局的，政府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维修改建，做成经济保障房，出租给低收入者或其他需要人员使用。他在许多场合提过这样的建议，也呼吁过，但是没有政府去做，显而易见，改建成廉租房的经济效益远远比不上土地转让。
2003年，也就是段先念调任曲江新区管委会主任的第一年，快到春节了，“应该是腊月二十吧，那几天我非常困惑，管委会的账上几乎没有钱。但是春节到了，需要给大家发钱。当时我是刚从高新区、西安高新区调任到曲江新区任主任，然后我就跟我的合作伙伴中的好多开发商，我说曲江这个地方皇天后土，有大雁塔，赶紧来，我这三十万一亩给你点地，好让我们过个春节，给大家发点奖金。”结果没人要。然后才有了创新的“曲江模式”：先讲故事，再建主题公园，最后带动地价上涨。从此，曲江新区管委会再也不会没钱过年了。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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