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开始到2003年前后，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有媒体称，当时的住房贷款期限基本以10至15年居多，如今，首批房贷者相继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

然而，还清了贷款的房奴们幸福了吗？

被剥夺的青春，被改变的生活方式，被裹挟的年轻人，这是一代房奴付出的代价——“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

而整个社会，又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试着从文化心理上解读首批房奴“幸福论”背后，这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

●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

●“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

坐“高铁”的与追“高铁”的对抗

作为首批房奴，济南白领黄益民早在8年前就“解放”了，但翻身房奴的幸福感，他并没有感受太多。更多的，是焦虑。

首批房奴幸福论，在黄益民这样一个10年来有过两次置业经历的人看来，是在鼓吹房地产泡沫，“让人觉得房地产就像当年的股市，只要一辆奥拓进入楼市，转身一辆奥迪出来。”

最新消息是，西班牙房奴已经“杯具”了。11月11日，一名西班牙房奴因无法按时还贷，难以忍受银行没收房子带来的羞辱，当场跳楼自杀。

而那些已经被深度套牢的西班牙华人房奴，大部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在西班牙房价最高点时出手的。

这样的现实提醒黄益民，要看好自己手头上的150万元。

这笔财富，是黄益民刚卖掉济南市燕山立交附近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变现来的。

2007年买的这套房子，或许是黄益民这辈子抓住的最大的机会了。现在再投资房地产，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击鼓传花游戏中的“最后接手者”。

黄益民现在的焦虑是，暂时存在银行里的这150万，每天都面临着通货膨胀下的缩水危险。

但升级换房，把自己再变成房奴，他不敢冒这个风险。在他看来，真正幸福的房奴，是那些有大房的、有多套房的、炒过多套房的人，而他，“只是在别人吃肉喝汤之时，蹭到一点油花而已。”

要过上幸福日子，得让这150万保值增值，不能通货膨胀，更不能让房价降下来。黄益民现在住的房子，是妻子单位分的房改房，当初花40多万买来的，如今价值过百万。

“一旦坐上这趟房价‘高铁’,心态就不一样了。”私下里，黄益民自认为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关注过“蚁族”，感叹现在这些年轻大学生打拼不易。这群数量庞大的“蚁族”，正为能够扒上这趟房价“高铁”疲于奔命。

但另一方面，作为坐上“高铁”的人，黄益民希望这趟车能开快些。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钱还早了，款贷少了，房买少了，“只蹭到了一点油花”。

“没有人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黄益民为自己的“分裂心态”辩解。

即便是像他这样的“蹭油花者”，十年来过手两套商品房带来的收益，就相当于在单位辛辛苦苦干十年。这也是首批房奴即将到还贷期的消息，激起一片“幸福论”的原因。这样的“致富路径”一旦被人推崇、追逐，成为普及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就只会看到首批房奴的“幸福”，而背后付出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没有人去关心。

黄益民“价值标准”的改变，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正是房地产市场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体现。资本的强大力量，让每个阶层的价值标准随着房子改变，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最终导致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的对抗。

毁了爱情也毁了想象力

黄益民的朋友杨延平也赶上了商品房“头班车”。

2002年，杨延平花17万元在济南市七里河附近买了一套110平方米的顶层阁楼，贷了十多万，还贷期15年。由于两口子工作不稳定，这笔贷款至今还背着。

1992年，杨延平从山东工艺美院毕业后，选择了做自由职业者，画画谋生，但事业发展不顺，两口子为钱的事经常吵架。

2006年，杨延平注意到一组名为《包袱》的艺术作品，该作品表现的是房奴的生活。画面中，一身职业装的男子面色憔悴，挎着公文包的他与众人排队挤地铁，在CBD核心区行色匆匆。身上背负的巨大房屋模型，让这名男子始终佝偻前行。

“上面画的，不就是我吗？”《包袱》这件作品，让杨延平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敢旅游，不敢生病，过年不敢回老家，甚至不敢要孩子，每个月先把还房贷和交社保的钱留出来。“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唯唯诺诺，活得一点不像个艺术家。”杨延平自嘲。

40岁时，杨延平去杭州中国美院读硕士，想拿张文凭增加竞争力。西湖边的诗意生活很符合他这个画画的胃口，但杭州房屋均价已经达到3万了，毕业后能不能在杭州待下去，房子是个大问题。

杨延平为房子付出的“机会成本”，西班牙《世界报》曾这样描绘：“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而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依着杨延平的个性，当个有酒喝的流浪画家或许更符合“真我”，但做房奴十余年，人生最重要的十余年献给了房地产，“这是一种对青春的掠夺”。

这样一种“被掠夺感”，只会加剧个体的焦虑，从杨延平的焦虑到房奴群体的焦虑，进而加剧整个社会的紧张感。

按照国际标准，月收入的1/3是房贷按揭的一条警戒线，越过这条警戒线，将出现较大的还贷风险，并会造成买房者在生活中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被奴役般压抑。

杨延平的幸福感被消减，但毕竟他有了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这也是市场化通过提高效率促使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表现，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对社会文化的破坏，包括精神上的衰退、对理想追求的淡化。

“但是，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杨延平说，当大多数中国人把买房看成获取安全感的重要手段、房子成为家庭稳定的基石时，还有谁那么容易逃得开？

被一线城市拒绝的“创造力”

2010年夏天，在上海读完大学的林涛，跨上夹杂着烟味和汗味的特快列车，奔向济南。

“我不愿成为‘蚁族’中的一员”，林涛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让他切实感受到在上海做一名白领的压力。

那年春节，东方卫视一档“阿拉都是上海人”的节目中，杨澜——上海人的优秀代表，动情地讲述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奋斗史。

杨澜说，为了逃婚，外婆当年只身从宁波来到上海，靠缝补衣服养家，在这里生儿育女，让一个家族慢慢繁衍兴盛起来。

杨澜感慨，正是因为这个城市慷慨地包容了无数像她外婆这样的草根阶层，给了他们奋斗的机会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这样强大的根基。

拿杨澜的话和上海的房价做个对比，林涛觉得现实有些荒诞，他最终在济南一家事业单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现在，准备结婚的他每月背负着4000元房贷，这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的典型状态。

一项网络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上广等中国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59%有离开的打算，另有11%已展开了离开的行动。

在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全球生活成本”城市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高居全球第9位和第11位。

“这种高成本，显然是被高房价推上去的”，旅美学者薛涌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仅排第98位，这使得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在生活费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

这对北上广这些城市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被房价门槛拦在门外，处于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正是整个城市的经济神经系统中最有创造力的群体。

在薛涌眼里，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

如果把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在薛涌看来，这会严重损害一个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

伪中产 伪幸福

作为“新房奴一代”，大学毕业两年的林涛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蚁族”的身份。而“蚁族”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本应成为中产阶级预备军，如今却中途遇阻。

杨延平2002年买下的顶层阁楼，如今已经价值百万。像他这样的“百万房主”，如今被看做是被房地产市场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

“一个人要吃烧饼，就不能用这个烧饼卖钱；想卖钱的话，那他就不能吃这个烧饼。”杨延平中学时学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这个“商品既具有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占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典理论，很容易就戳破“百万房主”的幸福感。

据统计，2010年全国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4725元，比2000年每平方米1948元的均价上涨了143%。若剔除保障房的因素，2010年市场化的住宅价格，比2000年上涨3到4倍。

就在这个商品房价格快速上升的过程中，依靠房产而成为百万富翁的房奴大批量产生。在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岗眼中，以黄益民为代表的首批房奴，“勉强能算中产阶层了”。

“你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三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用这三个简单的问题给中产阶层画了个门槛。

2005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相对购买力指标，给出了中产阶层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元之间的结论，这也是“中产阶层”在中国第一次得到清晰的数字化界定，但这个标准遭到舆论的质疑。

在房地产这个财富流动圈里，通过房产交易，财富由低收入群体流向高收入群体；折旧的房屋，由高收入群体流向低收入群体。在此过程中，高收入群体聚拢财富，低收入群体得到安身立命之所。

这样一个生态圈，被李铁岗称为房地产市场的“过滤模型”。

“过滤模型”把有房阶层按照房产的质量和财富聚集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等。如果该模型控制不力，“财”和“物”的流动就对生态高层越来越有利，相反，对生态底层越来越不利。

李铁岗强调，财富和房产的流动，需要把持好“度”。只有维持这个生态圈的平衡，才能使低收入者在改变居住条件的同时，不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甚至招致更大的社会问题。

“部长伯伯，怎样能让房价降一点？”党的十八大上，11岁的张佳鹤抛向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房价的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这个回答随即遭到周立波嘲笑，“果然是哄小孩的！”

不管是第一批购买商品房的黄益民、杨延平，还是新一代房奴林涛，以及未来同样会购房的张佳鹤，房子的问题，不管怎样，都无法绕开。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蜗居》中的问题，同样是现在众多年轻的房奴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恐怕只能从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福利保障、房价调控、物价水平等民生改革上去破解了。　　(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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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12-11-19/1314256111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