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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利益集团如何绑架国家

时间:2013年05月22日 ⁄ 分类: 角落随笔 评论:0
清道光四年(1824)冬天,洪泽湖大堤决口,湖水四下漫溢。然而对当时的朝廷来说,最麻烦的事不在水灾,而是运河断了。
因多年淤积,经过洪泽湖的黄河河道抬高,为保证南方运粮北上,洪泽湖边修筑起大坝,抬高水位,送船入黄河。如今洪泽湖湖水倾泻一空,船不能北上,河运就此断绝。苏松一带的粮食不能运到北京,则首都粮食供应不足,帝国的稳定将被动摇。
这个棘手的难题摆在了42岁的道光帝面前。
伟大工程的危机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维系帝国统治的经济命脉却极为脆弱。自唐中晚期,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国家的财赋收入就要通过历代开凿疏通的大运河运到京城。
由于北方自然条件变化以及经济衰落,清朝每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征收超过400万石粮食,供给北京。这些粮食用于支付官员俸禄、兵丁粮饷,还要保证平抑京师的粮价,赈济灾民,维持稳定。
人工开凿的运河虽然是伟大工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力让它变得越发脆弱。
据《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整个清朝,运河与黄、淮连接的淮安清口一带,为维持通航,耗费的人力财力,并使人民遭受水灾之频繁,“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道光四年的决口,才是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爆发。道光帝召集臣僚商议对策,有大学士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主张借黄河水入运河。然而运河河口迅速淤积,难以通航,等待运粮北上的漕船,“皆胶住不能挪移”。
此时,一些人想到了明清两朝屡被提起的运输方案改河运为海运。
事实上,通过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在元朝就已经实行。从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耗时十年,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到天津的航线便已开辟。到至元三十年(1293),海运的船舶远离了海岸线,向东进入远海,取直线北上,顺风十天,便可抵达天津。
从此,元朝北方便依仗海运,每年从江浙运送粮食数百万石,供应大都。直到元末战火,江浙被起义军所占领,漕粮海运才断绝。
明朝开国到永乐初年,海运也一直是南粮北调的重要手段。然而到永乐十三年(1415),随着会通河疏浚成功,皇帝决定放弃海运。之后,海运的航程断断续续开过几次,天津河口就再也不见江浙运载粮食前来的船帆。
现在,海运的方案又一次摆在了国家的决策者面前。倡议海运最积极的,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他认为海运是解决漕运危机的唯一办法,主张雇佣商船运送漕粮,准许商船在运粮的同时携带货物。
然而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其中最冠冕堂皇的一条,是说海运有“风涛之险,盗贼之虞”,是“不惜民命”的暴政。
英和反驳说,海上年年都有贸易船往来,为什么没有听说海难?而且河运也多有险阻,历年都有船只遇险倾覆,船夫家破人亡,岂止是海运有危险?
道光皇帝的决断与反悔
运河虽然保证了几代王朝的安稳,但是也带来巨大的损耗。
为了维持运河,政府不得不牺牲沿岸的水利,甚至加重天灾。多雨之时,本应蓄水防洪,但漕运官员恐怕损坏运河坝,反令放水淹没民宅民田;干旱之时,本应放水救济农田,而漕运官员为保证运河水量,反倒节流蓄水,“涓滴不容灌溉”。于是数百年间,黄淮之间的居民和农业备受折磨,经济民生大受阻滞。在道光六年那场水灾中,为保护运河河堤,两江总督琦善命令将水坝全部开启,淹没下游良田。据当时官员记载,下游大片地区“田亩房舍,均归巨浸……田间水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庐、墓尽在水中。”灾民扶老携幼,避居高处,露天而居,饥寒交迫。
对河上的水手来说,运河也是一道鬼门关。由于地势起伏,运河上实际险情重重。据道光年间的记载,黄淮交汇处的天妃闸,每当漕船经过时,每艘船就要上千人以人力拖曳,遇到涨水之时,“飞瀑怒涛,惊魂夺魄,下水放闸之船,疾如飞鸟,若坠深渊,浮沉难定,一入迥溜,人船两伤。”仅在康熙年间,每年就有一百多艘船在运河中倾覆损毁,上千人遇难。
倘若改行海运,这些弊端便可革除。然而,反对海运的声音依然在朝堂上占据了优势。道光皇帝其实倾向于英和的意见,但是一时难下决心。英和进一步陈述利害,说河运淤塞,不得不依靠车挽和小船接驳,重新修筑堤堰也还需要时日,两项相加,需要数万人力,耗费太甚。而雇海船,则大为节省民力和开支。他也明确地向皇帝指出,之所以推行海运阻力如此之大,是因为海运开行之后,管理漕运的官吏、在运河上当差的旗丁水手等人便面临失业。他建议皇帝,对漕运官员的
俸禄和养廉银都要继续支给,治理黄河、洪泽湖,修筑堤坝的管理人员,也尽可能从漕运人员中择而录用,水手则可给予路费遣散。
经过反复辩论,到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终于决定将江苏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的漕粮改由海路运输,对应募的海船“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甚至给予官衔。
为保证海运顺畅,上海设海运局之外,又在天津设转运局,查验运粮。于是到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六年(1826),在关天培的押运下,第一批漕船运载着一百多万石大米,从长江出海口北上,十多天内陆续抵达天津。
是年六月,第二批海运漕船北上天津。两次海运,一共动用海船一千五百多艘,装载粮食一百六十万石。其中,因为海难而损失的,仅仅四艘船、米二千三百八十石。海运的便捷鼓舞了当时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他们上奏道光皇帝,希望第二年的漕粮运输仍然走海路,道光帝表示允许,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反悔了。
在皇帝看来,只有内陆的脆弱运河才是可靠的,是国家根本,而外海则充满不可预知的风险。他担心官员致力于运,则运河荒废。于是他指责奏请继续海运的官员“总为自卸干系,巧占地步,只顾目前,于国计并不通盘筹画”,并责问他们是为国家谋利,还是为自身谋利,“受国厚恩任用之人,其可不秉天良耶?”
于是,在道光七年,漕粮海运的方案被皇帝中止了。
反对者是谁
此后,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于黄河水灾,运河再次受阻。道光帝不得不又一次开行海运。但这一次依然是昙花
一现,很快又中止了。
阻挡海运的,除了道光皇帝对稳定的担忧,还有一个庞大的反对群体。魏源指出,改行海运,有三种人的利益会受损:“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然而他说得实在有些隐晦。
运河通航数百年,是国家稳定大计,维系在运河之上的衙门、官职难以计数。一旦海运取代河运,他们的前途生计都将大受影响。在有清一朝,负责治理运河绝对是一项肥差。只要黄淮泛滥,运河危急,国家便不得不投入大笔财赋,用来治理河道,并为贪渎制造机会。天灾未必时时都有,治理运河的官员甚至学会了积极主动制造灾害,对堤坝“薄者不填,缺者不补,以致溃决废坏,不可收拾也”。漕运官场的糜烂,甚至让嘉庆皇帝怒斥他们“欺诈成风,冀图兴工糜帑,藉以渔利饱橐。积习相沿,牢不可破……甚至援引亲友,滥邀官职,种种恶习,不可枚举”。
而到道光朝中,每年要拨给运河工程白银五六百万两,加上黄河上盘运漕粮的挑工以及修造高堰大坝的开支,耗费不下千万两白银。这耗去了当时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最多时甚至达到了国家岁入的一半。
对运河上的船只,官吏还可以层层盘剥,收取过闸费、过淮费等杂费。与此同时,漕务官员还往往假借维持运河畅通的名义,敲诈勒索地方。他们掌握蓄水放水之权,于是地方民命与生产都被他们操弄在掌中,不得不听任其敲诈。漕运已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巨大毒瘤。
但是既然国家的安定要依赖运河漕运,整顿漕务吏治便不得不让位于维持稳定,不能破坏他们的集体利益,于是只好听任运河官吏大肆贪腐、中饱私囊。旦海运取代河运,他们的利益便会被彻底颠覆。于是这些人,也成为反对海运最有力的集团。
在道光二十八年的海运之时,时任漕运总督杨殿邦便极力反对漕粮走海路。他上书皇帝,宣称河运维持了沿岸居民的生计,让他们可以当水手赚钱养家,一旦改行海运,他们无粮可送、家庭破产,便会成为流寇土匪,威胁国家安全。而海运不仅仅风险难以把握,还造成水手性情桀骜不驯、罔顾国法,海运船只到天津,则水手云集。对畿辅重地来说,这个难以驯服的群体是一个可怕的隐患。
早在道光五年议海运之时,就有人以海运粮食容易霉变为由反对,但是实际上运送到京师的粮食并未变质,反倒如同新米,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雇佣水手,在海运中途,向漕粮中羼杂药物,使粮食迅速腐败不可食。
与此同时,反对者又唆使河运水手闹事,清廷也不得不顾及漕运十余万水手的生计稳定,以免这些已经帮派林立的强壮男丁结伙造反。当时的御史郑瑞玉忧心忡忡地说:“无论官弁旗丁廉俸粮饷,未可裁减;即各省水手,不下十余万人,一旦散归,无从安置,难保不别滋事端。”
总之,反对派努力去迎合皇帝对稳定的渴望,并取得了成功。于是,两次海运虽然都显示出超过河运的优势,但是依然被废止,南方的粮食,依然要艰难通过运河,费时半年,运抵帝国的中心。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洋务运动引入轮船,海运大兴,同时河道持续淤塞衰败,海运和河运之争才终于以时代的进步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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