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将本文视为搞笑文好吗？这其实是去年十一月为朋友所在的一本杂志写的一个话题中的一篇，所以尽可能写得好玩点。中间应该有很多错误和偏颇，但水平不足也不能一一校正。请原谅。

作为一个长年小说读者，最近，我在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为什么要看小说？这种行为对人生有何意义？
而且我早就发现有这种焦虑的不止我一个人，在百度上搜索“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结果能出来几十页。反正谈论的人越多，越是证明了人们内心的彷徨：看小说耗费大量时间，却又没有任何产出。有人说：看小说至少可以让我体验多维度的人生。另一个面无表情地回答：我对别的人生毫无兴趣。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个青春文学编辑，也写过青春文学小说。青春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你青春过，失过恋，在自己的胳膊上拉过几道口子，都能写上个一两本。郭敬明的成功引导着更多孩子走上了这条康庄大道，孩子们就像猛灌可乐一样看着这样的文学，就像英国球星加斯科因，一天喝上四十罐红牛，脑筋多多少少出了点问题。微博兴起以后，我眼睁睁看着一个个明星达人，只要能谈谈人生批批情操，都出了书，有的还开了新书发布会。眼球优势越来越超越作品本身，但总的说来，写书的人越来越多，把书卖出去越来越费劲。今天的情形正如十八世纪文豪塞缪尔•约翰逊所预言：作家或将倍增，读者则终将消失。我满身伤痕地离开了出版业，掩饰着自己对人生的绝望。我还曾经去相亲，当朋友向别人介绍我“她是一个作家”的时候，我尴尬地转过头，就像被揭穿刚刚离过婚。
我想现在的小说家们一定偶尔羡慕十九世纪，那时候狄更斯去一趟美国，有人扯掉了他大衣上的毛，还有人将他穿靴时留下的脚印取模，粉丝们的疯狂程度，只有后来的披头士可堪相比。在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在世时就赢得了先知的地位，他1881年去世时，数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不过他们也许会忽略，在更远久的古代，这个世界上本是没有小说的，在薄伽丘和乔叟的时代，会写小说也不算什么光荣。小说家真正成为一门职业，并且获得名声与金钱，应该归功于现代传媒手段——报纸与期刊——的兴起。1845年，大仲马与《立宪党人》和《快报》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如果他每年提供至少十八卷的作品，便可获得六万三千法郎的报酬。和总是饿死在阁楼上的画家们相比，小说家一度显得像是时代的宠儿。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现代传媒手段的爆炸式发展也在迅速把小说杀死。二十一世纪还有哪个家庭，像生活在狄更斯的时代一般，守望着邮车，焦急地等待着《大卫•科波菲尔》的最新连载？有“中国好声音”可以看，谁还要看莎士比亚剧？小说没有资格与电影、电视争夺人们心中的席位，有人宣称，彼得•杰克逊导演的电影《魔戒》是比原著更伟大的文学作品。一位饥渴的读者问：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是什么？神回答：鲍勃•迪伦歌曲全集。
撇开强大的竞争对手不谈，就说阅读本身，这些年，断片式的阅读明显占据了上风，段子手比小说家更为知名。阅读小说在起源时原本是项轻松的娱乐，但现在，却似乎成了一种过于严肃的消遣，严肃得令人感到羞耻。不瞒您说，我也读过文学研究生，比较文学，俄罗斯文学方向。有一年期末，为了交出一份别出心裁的作业，我印了一份“你真的喜欢现代主义小说吗”的调查问卷，四处分发。那是一份倾向性明显的问卷，一点也不能代表公允的文学批评，代表的只有问卷制作者的偏见。也许就是因为问卷足够荒诞，得到的答案却出乎意料地诚实，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四十多个文学专业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读过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当然这根本无可厚非，并不完全因为当时那本书还没有在中国译介出版，还因为，就连庞德都说过：除非是可以治疗花柳病，不然他看不出人们为何要阅读这本书。戴维•洛奇的“丢脸”游戏，在中国的文学院校里终于有了现实版，一个英美文学研究生甚至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他根本就看不下去D.H.劳伦斯的作品，就连《查泰来夫人的情人》都难以挽救他那鳏夫般的乏味。让人感到有一丝恐惧的是：如果连高等院校里的文学研究生都承认，自己看不下去这些现代主义经典小说，那么，这些伟大的小说究竟拥有多少读者？
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十有八九的普通读者，期待着从中读到一个好看的故事，但就这一点可怜的愿望，还要受到批评家们的鄙视。汉学家顾彬猛烈抨击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他“从来不缺乏写出畅销书的能力，但是，他讲的只是荒诞离奇的故事。……他的成功告诉中国的小说家，回到那种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叙述手法，不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数百人为中心，翻来覆去讲男人女人，离奇故事，性与犯罪这些话题，就能够成功”。在市场经济下，所谓的成功，当然指的就是卖得好，卖得好，就意味着赢得了普罗大众的青睐。当然批评家维护的是文学的发展与尊严，公平地讲，在探求人性的深幽之处方面，现代主义文学达到了先前文学从未到达的疆域，文体上也更为凝练，更为纯粹。但促狭地想想，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一个完整的故事更让批评家感到愤怒的了。如果一部作品人人都能看懂，且能评判其好坏，批评家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事情？我们绝不能容许。
如果不读故事，人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小说曾被认为可以教化人心，使人遵守道德，富于善良和同情。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曾在当时引起道德上的巨大争议，甚至遭到查禁，可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里面的人物无一不被道德所苦，结局也凄凉得让读者背过气去。托尔斯泰尽管对安娜•卡列尼娜满怀同情，最终还是判决她卧了轨，一个崇拜托尔斯泰的女性，一定终身不敢搞婚外情。有人认为小说可以让人们逃出平庸的现实生活，伍迪•艾伦的小说《库玛斯趣事》写的就是这个，一位遭遇中年危机的美国教授通过魔术柜进入了福楼拜的小说，与一位法国女人——包法利夫人谈起了恋爱。据说，小说能让痛苦的人获得慰藉，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结尾，耶稣没有给予被创作的高烧所苦的大师“幸福”，而许给他“平静”。在廉价的感伤小说里，人们为虚拟出来的主人公落泪，之后似乎就更能忍受自己的生活。小说还能揭示人生的真相，那些严肃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过程带给人悲伤还是狂喜，其结尾总让人感觉孤寂。
可是，以上这些东西，是现在的读者所需要的吗？以往开过的无数次选题会告诉我，除了成功学以外的书籍，大部分是卖给女性的，而女性最要看的读物才不是小说，而是一本简明手册：如何钓到金龟婿。
炮制一本让女性疯狂抢购的幸福生活简明手册，最多需要三个月，而且这样的书就像可口可乐，不管生产得再多，总能卖出去；写一本小说，需要半年、一年的时间乃至更多，如果你打算集毕生之力写一本小说，那一定不要写《追忆似水年华》，必须写一本《达芬奇密码》或者《哈利•波特》才有出路。
困难是现实的：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莫言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750万人民币。他想用奖金在北京买套大房子，被人提醒：只够买120平。不过李开复老师已经给莫言指了条明路：怎么会买不起别墅？只要把作品该加印的加印，该重印的重印，加紧写新作，并且把握原则：所有作品预付版税。一个作家的成功，就这样被传媒和大众心理迅速地兑换成了数字。名利双收，这就是旁人眼中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不会因为你的职业是作家而有丝毫改变。在这方面，作家怎么能跟企业家抗衡？谁管企业家拿的是哪家的文凭？
所以问题是，如果我这辈子都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且丝毫没有希望像安妮天后提倡的“以写作为生”，我又为什么要写小说？
坦白地讲，写小说更像一种青春时期的冲动。每个人在青春时期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是个出色的小说家，常犯的错误，是将创作的冲动等同于创作的才华。青春小说家从来不缺读者对他说“我爱你”，哪怕这呼喊是多么短暂多么肤浅，毕竟是种安慰。然而随着年龄渐长，荷尔蒙的浓度也在被稀释，当一个写青春文学的人不想再写青春文学，而想写些与自己的年龄相符的东西时，会感觉窗户在一扇扇地关闭。
我所说的窗户不止是心灵之窗，还有发表之窗。写出作品能往哪里发表？发表的园地那么少，而且已经牢牢地被几种模式，几个圈子所占据。如果我不愿意写农村文学，我的发表机会已经少了一半；如果我不想写小镇青年的残酷成长，则机会又减少了三分之一；到最后，我能发表文字的地方只有晋江，如果我不写高干文不写虐恋不写耽美，就无法获得需要的点击率；也许我可以把文字上传到豆瓣阅读器，可是，如果我之前没有发表或出版过任何作品，我就失去了上传的权力。
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写自己想写的，写能发表的，还是能卖出去的东西？这三者之间，恐怕真的没有相同之处可以投机。青年作家任晓雯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纯文学”的傲慢》，其实何止是傲慢，在当今中国，文坛的鄙视链清晰可见：写纯文学的看不起写网络文学的，写悬疑的看不起写言情的，写言情的看不起写青春的，写青春的看不起写穿越的——但是穿越小说卖得多好啊，桐华的《步步惊心》被改编成电视剧，还让多年半红不紫的前霹雳虎吴奇隆重新尝到了万千宠爱的滋味。但所有的作家，都可以瞧不起“纯文学”，尤其是当那纯文学写出来却卖不出去。
另外一位诺贝尔奖热门作家村上春树也对“纯文学”这一概念不以为然，他的成功，据说得益于：从来不看日本的私小说，没有受到过任何日本作家的影响（除了在无所事事的失业期将谷崎润一郎的《细雪》看过三遍）。
也许村上春树不是一位顶级的小说家，但他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顶级畅销的小说家之一。《挪威的森林》在日本本土的销量已逾千万。这位小说家在开始写作之前，是一位切洋葱的高手，秘诀就是在流眼泪之前赶紧切完。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没有进大公司工作，而是和妻子东挪西借，在东京开了一家爵士酒吧，每天工作到三点，在厨房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写小说——他就是这样一位精疲力竭的小说家。
村上春树为什么要写作？在他的成名作《且听风吟》里，颇有作者自况意味的“鼠”曾提及“每次写东西，我都会想起那个夏日午后和树木苍郁的古坟。并且心想，要是能为蝉、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点什么，该是何等美妙！”
这段话不知怎么，让我想起了一条山路。当然不是像村上的小说里那条在宇宙中漂流的山路，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条路，并非沐浴着夏日和风，相反，在黄昏的光线有些阴郁。父亲去世以后，我和母亲总是沿着那条山路，做长时间的散步。散步的过程中总是沉默，最后，母亲终于开口说话，说的却并非她和父亲的爱情，而是她年轻时可笑的故事。母亲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年轻，而我，也终将老去。
在那年之后，我就很少散步，可我也会想，如果能为那段孤寂的时光，为所有默默被浪费的生命写点什么，该有多好。也许这些事情写下来也是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不写，我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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