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成员一同荡秋千是难得的轻松时刻

黑色日本

从陈健添的角度回头再看Beyond去日本发展的整个过程，他形容为“片断化”，认为“有的事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已在香港成名的歌手开始转去日本发展，而像邓丽君、林忆莲、王菲这样的歌手也确实在日本有不错的唱片市场。“要成为国际巨星，这似乎是必经的一步。”刘宏博说。

从1992年开始，陈健添也开始和EMI百代有接触，他说：“制作上他们帮过我，我觉得也应该帮他们开拓市场。”这时候，Beyond的母带控制权在自己手上，陈健添想用新的方式做自己的唱片。“那时台湾市场很大，陈淑桦曾经有一张唱片卖了100万张，这在香港几乎不可想象。在香港，唱片能卖到10万张已经很厉害了，而在台湾，唱片至少卖到20万张才算火。但因为新艺宝没有台湾分公司，必须通过宝丽金，而那时候草蜢是宝丽金自己的歌手，Beyond不被重视，推广力度不大，我当时对Beyond发展的布局规划是：主打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是基地，不放弃，新马泰紧跟香港地区走，同时兼顾日本地区。”陈健添把台湾地区的唱片合约签给了滚石，并在1991年和日本的Amuse公司签了经纪人约，签约的理由是：“条件太优厚了！”

签约的过程很戏剧性。“第一次是跟EMI聊，对方不感兴趣。大概接触了半年，正好EMI的老板出差经过香港，Beyond有一个演唱会，我建议他去看看。结果看了后，在与Amuse正式谈合约前他又有兴趣了。”

也就是从1992年四五月份开始，陈健添和Beyond之间出现矛盾。陈健添的解释是：“虽然家驹是老大，能做决定，但乐队有四个人，想法有出入。而出现矛盾后，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导致矛盾从两方变为三方，Amuse日本人介入进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陈健添被隐身，日本人完全控制了Beyond的发展。

刘宏博说，Beyond决定去日本发展，除了要扩大知名度、影响力，开拓海外市场，使Beyond国际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黄家驹的音乐是激昂的“rockandroll”，而不是香港乐坛流行的“男生女腔”，所以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黄家驹曾经用歌声《俾面派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不明白为什么玩音乐的要常去参加一些“俾面派对”（宣传和游戏节目），被人当小丑似的玩。但去日本，对Beyond来说，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他们还是有些始料不及。”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Beyond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以每天四五部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得很近，经常聚……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吗？”

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来到日本就开始喝酒，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驹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他甚至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是在日本，黄家驹的创作量并不大，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荣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候，他学会了抽烟。

  

从早期的简单造型到后期的时髦造型，黄家驹的形象变化很大，但不变的是音乐精神

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不只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他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却希望他们走流行的路线。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他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他们妥协了。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继续革命》里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黄贯中的《厌倦寂寞》和《温暖的家乡》，黄家驹的《遥望》，都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内容都是关于想念的。 

陈健添说，《继续革命》里被认为有民族情怀的《长城》和《农民》是黄家驹去日本前就写好的，词是交给刘卓辉填的。1992年的时候，刘卓辉已经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公司。

“这是一张充满背井离乡感觉，每首歌都值得玩味的唱片，主打歌是《长城》和《农民》。在异国他乡的黄家驹，漂泊感会令他希望有种依靠，而作为中国香港居民来说，祖国太遥远陌生，缺乏实质了解。黄家驹远远审视着这陌生的国度，长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刘卓辉说。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港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叶世荣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正如黄家强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的时候，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十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境：“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他们日本人会这样做，他们日本人会这样想，他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

当时所有人听到黄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

对于初探日本市场的Beyond来说，《继续革命》注定成为一张叫好不叫座的唱片。“没有成绩。”黄贯中努力回想这张唱片在日本的成绩，居然毫无印象，“根本讲不出个成绩来。既然已经来到这了，还可以怎么样？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日本人嘛。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问自己：‘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吗？’‘我希望把香港的摇滚乐带到日本来啊！’‘你还要把香港的音乐带过来？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了。’然后我就痛苦地大喊：‘我没有！’”

长居日本的Beyond，在这一年接下了大大小小很多工作，其中包括他们最不喜欢的游戏节目。他们起初以为日本比香港地区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做音乐，谁知却依然要装“邻家的小男孩”，去得到日本乐迷的认同。“学习到了和香港不一样的音乐”，这成为Beyond在日本玩音乐最大的推动力。

 叶世荣

1993年，Beyond虽然还是必须写一些流行歌曲交差，但Amuse不仅给了他们更大的投资，也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录制《乐与怒》这张唱片的录音棚从富士山的“小木屋”转到租金昂贵的日本市中心。

5月底，他们回到香港，带回《乐与怒》这张大碟，比《继续革命》明朗很多，充满希望和积极。这张大碟是他们的巅峰之作，Beyond保持了他们一贯的、丰富的原创性，对周围世界的敏感，以及愤世嫉俗的批判性。论制作水准无疑是Beyond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一张，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有一天，叶世荣去租录像带，店里放的音乐居然是《遥远的梦》（《海阔天空》日文版）。他意识到，他们在日本成名在望：“在路上偶尔会有人认得我，证明我们在日本的宣传做得不错。那时觉得什么都很有希望。”这张唱片风格比较多样化，硬摇滚风格的《我是愤怒》激昂豪气，暗喻1997年香港回归的、带点爵士味道的《爸爸妈妈》则有着他们的迷惘和期待。《命运是你家》是黄家驹的写照：“天生你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可是这个无论多不屈不挠的男子，也无法阻挡死神对他的眷顾。据说他昏迷前对抱着自己的黄家强说了最后三个字：“疼，保重……”这张唱片里，尤其是《海阔天空》，填词作曲均出自黄家驹。而这首歌，也成了他的遗作。这首充满了Beyond十年心路历程的歌曲，最能表达他们的心声。对背井离乡的感受，对音乐的热爱，对前方的迷惘，在心里的呐喊，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海阔天空》是如此离奇巧合地成了黄家驹的绝唱，以致此后黄家强唱到这句时失声痛哭，总会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此间，Beyond在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各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不插电的演唱会，所谓的“不插电”指的是没有运用电子乐器而采用木制乐器的原音作为演唱会的主旋律。虽然天气炎热，加上灯光直射，甚为辛苦，但他们却玩得十分投入，他们在没有冷气的场馆为上万歌迷演唱。尽管条件异常艰苦，Beyond依然为全场观众认真地演绎每一首作品，里面大多数是大碟《乐与怒》的作品。 

虽然和《大地》、《真的爱你》等歌曲在香港的影响力毫无可比性，但《遥远的梦》给Beyond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公司需要他们上一些和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进一步提高知名度。1992年他们在日本还成名无望的时候，做的宣传反倒和音乐比较密切相关。但1993年《遥远的梦》在电台播放之后，公司需要他们多参加宣传，多争取曝光机会，所以他们要上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黄贯中曾经愤怒地说：“不是说来日本就是因为有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来这边就不用玩游戏了吗？结果不是的，一来就是玩游戏。为什么会这样？晴天霹雳！原来日本这个市场比我们香港更企业化，原来日本的摇滚是一个假象，原来比香港那一套更烂！我有这种感觉，但不敢讲。我们经纪人当时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多理由。好吧，既然我已经是肉在案板上了，现在抱怨也没什么用了。”

陈健添说，从个人的角度，他并不喜欢Beyond在日本制作的两张唱片。“典型的日本式处理，编曲很唯美，摇滚味越来越淡，没什么火花。”在陈健添看来，日本市场很大，如果能打开，那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唱片市场，唱片卖到100万、200万张的大有人在。“从理性的方式看日本，不妨一试，但前提是要唱日文歌，不能唱粤语或者只能唱少许。但市场那么大，那么多歌手乐队，能拿到多少占有率？按我的了解，日本是个大男人市场，历史上中文歌手能在日本走红的虽然有，但很少，而且几乎全是女歌手。除非你是他们日本没有的，比如李小龙、成龙。Beyond还没过去我就知道不会有太好的成绩。当时之所以答应签约Amuse，是想让他们发几个日文版，利用每一张唱片尽可能达到每个地区的占有率。但Amuse显然是想让Beyond更本土化。”

从1992年开始，陈健添被彻底排除在Amuse和Beyond的合作之外，在黄家驹意外去世后，被两家联手起诉，官司打到1994年七八月份，最后以庭外和解告一段落。此后，陈健添和Beyond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