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的金庸又出新书了，但不是虚构的武侠小说，而是在真实世界里的“江湖论剑”——他的首部政论文集《明窗小札1963》，将在本月17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问世。笔者有幸先睹部分篇章，并与该书编者、长期担任金庸秘书的李以建先生在香江之畔晤谈，畅聊金庸先生开辟的另一浩大江湖——他的波澜壮阔的论政生涯。

世人早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金庸文字生涯里的传奇。1963年，他主持的《明报》与《大公报》等香港当年左派报纸持续数月的论战，已成新闻史上浓重的一笔。这场围绕中国研制核武器而爆发的论战，被形象地概括为“核子与裤子”之争。当时，金庸在《明报》上撰写题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反对中国在贫穷情况下造原子弹，而应重视民生，优先发展经济。这篇捅了马蜂窝的社评，引来左报的围攻，但却意外地成就了《明报》，使其发行量飙升。

只是，长时间里，巨匠的“左手”却被这个世界所忽视。或许因为他的武侠小说太过光芒四射，黯淡了他的新闻文字。也或许人们认为新闻作品是快餐，速朽是其命运，没必要去摭拾那些时光隧道里的碎片。据统计，多年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全球发行总量高达5亿册，但其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规模的政论文字，却一直没有结集出版过。

然而，显然金庸并不轻看自己的“左手”。已近九十高龄的他，站在岁月的深处，对自己当年的急就章投去深情而自信的目光。

李以建告诉笔者，两年前，金庸嘱咐他搜集、整理自己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荦荦大者，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开笔，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十月，近五年里，除一九六七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

“徐慧之”是金庸带给人们的惊喜。“金迷”皆知，金庸用过“姚馥兰”、“林欢”及“查理”的笔名，但写下近两千篇文章的“徐慧之”却鲜为人知。李以建还告诉我，当年《明报》“自由谈”栏目中，写作“论祖国系列”的“黄爱华”，其真身也是金庸。

《明窗小札1963》由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辑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专栏中发表的194篇政论文章，分为上下册。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是金庸先生自己的公司，只出版金庸自己的作品，向来非常低调。

这部篇幅近500页的书，涉及的内容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香港的中英关于九龙城寨的纠纷；苏联社会的专制与强权；中苏的论战与历史纷争；美国的内政和外交；美苏的冷战与对峙；古巴的导弹危机；亚洲各国的外援和内困；越南的动荡与危机；中印的边境冲突；西欧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东欧的求变和困境；以及共产阵营的分裂和派系，等等。

李以建感慨：虽然时隔五十年，但金庸笔下的政论短文读来并不让人感觉陌生。“金庸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可谓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剖析鞭辟入里，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李以建跟随金庸多年，早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经担任《文学评论》的编辑，时间没有磨损他对一代文学巨匠与报人的崇敬。

金庸特为本书撰写了“后记”。这篇598个字的“后记”，当是这位文学巨匠最新的文字。其中，他回忆到彼时政论写作的艰难：“当年的电信和通讯远没有今天的发达，除了参考每天的电讯稿外，更多是借助翻阅大量的外来期刊和报纸，从中选择重大新闻和事件，摘译之后加以综合，尽量说出事件的真相，也表达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些事件和人物已经成为历史，在当时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和重要人物。”

具体的写作过程比文字记录下来的还要艰辛。李以建告诉我，金庸跟他聊过，当时住在港岛，而报馆办公地点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渡维多利亚港湾。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 美国《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泰晤士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法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等都有，金庸常去翻阅，见到有合用的资料才买一份回来，“全部订阅的话太贵了。”金庸熟悉每份报纸的价格，以及长期订阅和零卖的差别。

尽管艰难，留下的并不是易碎的文字。“后记”中，他写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读者们当可发现，所表达的见解和评述，我都尽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观和中立却是一贯的，其中的推测与预断，也幸而没有重大错误。”语气中，一派温文尔雅的自信，一派不动声色的骄傲，是他推崇的那种八风不动的风度。

这些预断中，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革初起时，他即撰文质疑，也包括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对苏联模式的警惕，甚至包括林彪刚刚成为“副统帅”时，就预言其结局不妙。至于对生态与环保问题的重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无疑足够前沿。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或者因为自信，面对五十年前的文字，金庸交待给李以建的编辑原则是：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动。而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对于自己的小说，他在数年里曾屡次做过修改。

金庸手中没有水晶球。过人的远见，来源于渊博的知识、对历史的通透认识。李以建介绍，金庸精通英语，不但能阅读精深的英文经典原著，还能直接用英语对话，熟练地用英语写作。至于对于中国及世界历史的谙熟，更早已为人所知。

金庸的严谨令人敬畏。李以建说，刚去明河集团有限公司上班，金庸先生吩咐他做的事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书橱的书籍，并将其归类登记。“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有不少佛经典籍，其中光《大藏经》就有两部，不少典籍金庸都圈点阅读过，还在眉批处用红笔写字，比如《楞严经》、《大智度论》等。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探究佛学的真谛，他不满足中文的翻译，还到英国图书馆翻查过最早的英译本，如《阿含经》等，希望从中窥探出早期经典翻译的原意。后来他一再表示希望学习梵文，其真正目的或许也在于此。”

金庸“左手”的底蕴，是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思想，是崇尚独立品格的现代新闻理念。他一生敬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先生，作为《大公报》的曾经一员，金庸终身服膺《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理念。甚至，连张季鸾当年推崇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是金庸心目中报纸的标杆。“明窗小札”开栏的第四篇文章，就是“谈曼彻斯特的卫报”。

李以建透露，目前收集和整理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总数近两千篇，预计将出版四册，书名均为《明窗小札》，每册以年份来标明。此次香港国际书展首次推出《明窗小札1963》，余下年份的专栏文章，将陆续推出。

“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康熙强过彼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鸭”、“痛悼最优秀的敌人——卡斯特罗突闻肯尼迪死讯的一刹那！”“苏联元帅和袁崇焕”“美国的武侠小说迷”······诸如此类的题目，《明窗小札1963》的目录上比比皆是。触摸这些“左手”写下的风雷文字，恍惚间，一个时代的身影扑面而来。

来源：章诗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