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这不是对一家大公司高管的过分要求，而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2013年5月30日，马云在接受这家报纸采访时，突然主动将自己拆分支付宝的行为比喻为1980年代末面对紧急事件的邓小平。“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的。”马云对当时采访他的《南华早报》中文网副总编辑刘怡说。

这个比喻随后同其它专访内容一起被发表在7月13日《南华早报》中文网上。在这篇题为《成功者只能走自己的路》的访谈录里，马云的态度看起来非常随意。在评论互联网审查的话题时，他还使用了“鬼子”这样的词语来称呼外国竞争者，也称赞了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理—“管制能管制出六亿互联网用户的话，这种国家管制很有水平啦。”

意外吗？有点，但也不完全是。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人们总免不了期待他的价值观会更“现代”一点。不过联想到最近马云拜访了江西萍乡的气功大师王林并称这是一种“好奇心”的体现，这个期望值大概就所剩无几了。

如果进一步回顾马云最近几年间的公开言论，就会发现这个起于草根的企业家随着公司规模的成长逐渐在显露他的观点和倾向。

2013年6月，就在证监会质疑支付宝推出的理财业务余额宝违反相关规定之后，《人民日报》经济版的一位高级记者就对马云进行了专访，马云在采访中诉苦称“中国的金融监管过度”。“像马云这样的关键人物不大可能在没获得某种形式的高层支持下对中国金融系统做如此直接的批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

而几个月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就曾点名邀请马云参加在中南海召开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马云则建议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上升到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发展的总政策之中。这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同马云交谈。2010年，央行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颁布之后，所有人都对第三方支付市场即将出现国进民退忧心忡忡，温家宝来到阿里巴巴考察。马云在汇报中反复强调自己对这个时代心存“感恩”。其实早在2006年他就已经将这种感恩之情用一句话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有一天国家需要支付宝，我想都不会想，会在1秒钟内把这个公司全部送给国家。”当时支付宝正面临信用卡套现、洗钱以及资金沉淀等质疑。

随着阿里巴巴在过去几年中一次次遭遇行业监管方面的压力，马云的言论也越发像在向政府求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的支持非常大。反过来说，如果你把马云和腾讯、百度的CEO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他们都有过亲政府的言论，事情非常好理解。”朗涛品牌咨询公司（Landor Associates）大中华区执行总监Peter Mack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现代公司和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微妙。1952年，时任GM董事长的Charles Wilson有句名言：“任何有利于我们国家的东西都对GM有利，反之亦然。”随后他在当年就出任了美国国防部长。而在二战和越南战争期间，GE都坚决站在政府的一边，也从政府获得大笔采购订单。而到了1970年代，随着越战和水门事件的发生，许多像GE这样的企业又纷纷从亲政府的左翼突然转向了右翼，连公众都感到错愕。

“这是个很复杂的难题。很多人的选择都会是，埋头做自己的生意，让员工有饭吃，然后不问政事，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回馈社会而非参政，企业家发表任何有关政治的评论都是危险的。”Peter Mack说。

巧合的是，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最近在一次小范围谈话中表示从今往后要“在商言商，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这一论述被拿来同马云作为鲜明对比。“企业高管当然是企业形象的代表，但同时他也是社会中的个体，因此企业家可以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这完全是他的个人选择，前提是他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以及即将带来的影响。”奥美公共关系集团中国区首席战略官褚文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比如在最近美国庆祝同性恋法案通过之后的大游行中，许多企业就公开为花车队提供赞助，以显示自己在这一议题上的态度。

这不是马云第一次罔顾投资人和市场的感受而一意孤行了。2011年支付宝发生了VIE事件，马云在完全没有通知两个大股东雅虎和软银的情况下重组资产，将支付宝转移到一个私人控制的公司，而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就是马云本人，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央行的第三方支付牌照。而马云此次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也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对外国公司出言不逊是否会对阿里巴巴即将的IPO造成影响。

尽管这个影响可能很难以量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因为华尔街从来不是道德判断机构。如今以美国投资者对于中国商业环境的了解，也不会像过去交流匮乏年代那样因为某个人的某句话而产生什么颠覆性的影响。不过，此前阿里巴巴入股新浪微博的举动已经开始在此次事件中显露效果。新浪微博中有关此次事件的大量内容都遭到了删除。而更加吊诡的是，《南华早报》的这篇专访内容其实是在敏感部分遭遇删除又恢复之后才引发舆论轩然大波的，随后记者刘怡辞职。20日，《南华早报》编辑部公开声明称刘怡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删改内容，编辑部发现之后立即恢复内容，并称“《南华早报》对该报道的真实性确信不疑”。

“如果说这个事件要给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企业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要意识到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即便是那些所谓‘私下交流’的东西。”褚文说。

而另一方面马云目前也不是阿里巴巴的职业经理人，而是大股东，这也让他免于承担直接责任。反观2011年，陈晓在离开国美之后由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爆料有关国美财务漏洞的内容而遭遇国美起诉。

阿里巴巴则在最新的声明中称《南华早报》的内容完全是对马云观点的“误读”。这或许是最巧妙的说辞—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体现了这家公司一贯的公关水准。

但别忘了商业或者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民主形式，消费者会用认同和购买意愿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