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是柏林的吉祥物，棕榈树是戛纳的象征，带翼狮子是威尼斯的守护神。柏林电影节有金熊奖，戛纳有金棕榈奖，威尼斯有金狮奖。创立于1962年的台湾金马奖，奖杯是一匹镀金跃马，但究其原委，却又与马无关，而且其源头，恐怕超出很多人的意料之外。金马奖的“金马”，实际上取名于“金门”“马祖”二地名之首。

1949年国民党失去大陆，退踞台湾，金门、马祖，都是靠近大陆但仍由国民党控制的岛屿，第一次金门战役失利后，解放军再没有对金门发动地面进攻，拿下这个小岛，同样也是基于“金门毗邻大陆，是两岸统一的象征”的思维。明白了这一点，再想一想台湾当局当年以“金马”为电影节之名，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可以说，在当年这一场属于全中华民族的不幸伤痛中，虽然台海两岸和当时的很多自上而下的参与者，意识形态和理念不同，但对于祖国的统一观念，并无二致。

而金马奖的发展，纵观其50年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也似乎正从在实现其创办时的初衷，金马奖，从一个台湾地区的电影奖，逐渐而成为一个涵盖中国全部地区，乃至世界华语电影的奖项。小小的金马奖，见证着中国人的分离与聚合。

1962年，《星星月亮太阳》成为第一部金马奖最佳影片。第二年，获得该奖的已是香港影片，李翰祥轰动一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金马还为其中反串演出的万人迷凌波特设了一个“最佳演技特别奖”。但到了第三年，金马奖即第一次停办，原因是香港电影大亨、电懋老板陆运涛空难，导致香港电影元气大伤，也造成了后来邵氏的一家独大。此事一度被台湾当局掩盖真相，把演员崔小萍诬为制造空难的共产党员，三十多年后才真相大白：当时台军中两名对台湾失望的海军军官试图劫机前往大陆，结果因与驾驶员的枪战导致空难。近年来龙应台在香港的演讲中还提到及此事。

此后多年，金马奖几乎被“健康写实主义”影片所包办，所谓“健康写实主义”，实际上是当时台湾电影人对审查制度的回避，本质上是避开社会的阴暗面，只描写光明面。1965年的《养鸭人家》，直到1970年的《家在台北》，都属于此类。其间李翰祥叛出邵氏，在台湾拍摄的史诗大片《西施》，获得了1966年的金马奖。

如果说60年代的金马奖属于“健康写实主义”，70年代的金马奖则充满罗大佑所谓“亚细亚的孤儿”的悲情色彩。1971年，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蒋介石为“鼓舞民心士气”，下令拍摄抗战政宣电影，70年代有多部类似影片获奖，如1975年的《吾土吾民》、1976年的《梅花》、1977年的《笕桥英烈传》，柯俊雄也凭《黄埔军魂》获得影帝。

金马奖上，真正意义的华语电影起源于80年代。1984年的最佳影片《小毕的故事》，标志着台湾新年电影的开始，虽然是台湾本土的故事，但视野已是国际化，影片的编剧之一侯孝贤五年后凭《悲情城市》拿下金狮奖，因本片首次涉及政治禁区“二·二八事件”，且未经当局批准国际参演，本拟对侯孝贤严厉惩罚，但却因为拿下金狮，台湾也因此得以获得久违的国际关注，于是侯竟从“反动分子”一跃而成为本土英雄，《悲情城市》也获得金马奖肯定。1985年的《我这样过了一生》，已流露出对家国历史的拷问，杨惠珊饰演的女主角，因内战而与未婚夫分离，独自流落台湾，也开始了她一生颇为不幸的命运。这和《暗恋桃花源》中个人命运被历史戏弄的悲剧是一致的。

90年代的金马奖，眼光依然投向整个中国。1991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一个戒严时代少年的悲剧，拷问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1993年的《喜宴》，是李安的海外故事，实质是中西文化的冲突。1996年，获奖的已经是大陆导演姜文以文革为背景的《阳光灿烂的日子》。90年代的最后一年，获奖的是许鞍华的《千言万语》，其中现实中的左派黄秋生饰演一位意大利左派神父，片中有个情节是他以取出圣经般的虔诚拿出一本毛主席著作要送给一偷渡来港的女人，女人诧异答道：“我游水过来的啊”。这一历史的荒诞一幕让人发笑，却又让人无语沉默。

21世纪的金马奖已彻底拥有国际视野。2000年的《卧虎藏龙》已集合了两岸三地及海外的电影精英；2001年的《榴莲飘飘》是香港导演陈果以大陆妓女为主角的电影；2003年的《无间道》是香港警匪片，但其中97身份认同隐喻不言自明；2004获奖的是陆川的《可可西里》；2006年的《父子》由中国三地投资；2007的《色戒》让马英九流泪，引起广泛关于历史的讨论；2008年的《投名状》是典型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探讨。到了2012年的《神探亨特张》，获奖的干脆是一个关于大陆小公安民警的电影。

金马奖迎来了她的第五十个奖项，这一次将有三位大师级的中国导演在此争夺。王家卫带来了再现民国江湖的《一代宗师》；杜琪峰带来了首部大陆警匪片《毒战》；贾樟柯则带来了注定会留下名字和争议的《天注定》。谁会是最后的赢家？答案将于23日揭晓（个人认为王家卫希望较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金马奖历史上又一部以大中国为背景，而非局限于台湾地区的最佳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