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釜山——2012年10月，我和妻子抵达布鲁克林的布希维克社区，暂时安顿了下来。此前，我们在纽约待了两年，6月份飞回了韩国定居。这次重回美国要停留五个星期，目的是为我的英文小说《黑花》(Black Flower)的出版做宣传。

我们在Airbnb.com上找到了一间一居室公寓。它在一栋无电梯楼房的四层，里头的沙发中间已经塌进去，因此只能坐一个人。房东是一个在游戏业工作的年轻潮人，当他带我们看房时，我失望地坐在沙发上。这时，他按了一下遥控，一个巨大的投影屏幕从天花板上降下来。与此同时，一台索尼PlayStation、一台微软Xbox、一个体感摄像头以及环绕立体声音响被打开。他向我讲解这些玩意该如何使用，但我听得心不在焉。我坐14个小时的飞机来这可不是为了玩游戏的。我心想：非主流，别在这烦我了，赶紧走。

几天后，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横扫了纽约和新泽西。人们涌入超市囤积饮用水、意大利面、面包和香蕉。几个社区停了电。我的新书发布活动当然也被取消了。它刚好被定在“桑迪”来袭的那一天。夜幕降临，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的几条地铁线已经停运。我们无处可去。那台PlayStation终于开始显得充满诱惑力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完全活在一个叫做《杀戮地带》(Killzone)的网络游戏里。每天早上一睁眼，我就拿起类似于手枪的游戏手柄，与屏幕上数千个坏蛋展开枪战，直到胳膊发酸才停下来。我与世界各地的玩家对战。那本书的公关人员为新的推广活动制定了各种计划，但是我写了一封简短的邮件，回复说没有兴趣，然后继续玩。我吃玉米片、喝科罗娜(Corona)啤酒，在网络上大开杀戒，直到深夜。我瘦了不少，眼窝深陷。

回首过去，我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上瘾组成的。童年时期，有一段时间我看了大量的漫画和武侠小说。还有一段很短的时期（谢天谢地），我曾痴迷于纸牌游戏。

20多岁的时候，我迷上了基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推出的角色扮演游戏，后来又沉迷于生活模拟游戏《模拟人生》(The Sims)和科幻游戏《星际争霸》(StarCraft)。

在33岁的时候，我才勉强把烟戒掉。此前，我已有15年的烟龄，到了烟不离手的地步，甚至躺在床上也要抽。

戒烟之后，我开始了与酒精的搏斗。我每天晚上都会喝一杯用威士忌和啤酒调成的饮料，只有这样才能睡着。我又花了几年时间才改掉了这个习惯。

尽管容易上瘾的性格并没有严重影响我的写作产量，却浪费了时间。为此我一直感到很惭愧。

韩国人对上瘾的态度非常复杂。尽管法律对毒品的监管非常严格，但在酒精和烟草问题上却往往非常宽松。在几乎任何一家餐厅和酒吧，不管什么度数的酒都可以在全年每一天的所有时间点买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数据，韩国男性中有酒精使用障碍的比例为13.1%，是美国5.5%的两倍还多。

韩国的吸烟率也很高。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的香烟价格——每包2500韩元，约合14元人民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2个成员国中最低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韩国男性中每天抽烟的比例为44.7%，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6.4%。去年在大型餐馆和酒吧的禁烟令生效之后，烟民们表示严重抗议。许多酒吧选择对客人吸烟视而不见，因为长期以来，抽烟已经成为了饮酒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在青少年当中，网络游戏成瘾正被看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大学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激烈，父母很不高兴看到孩子玩电子游戏，青少年则把它看做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父母和子女的这种矛盾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并被曝光出来。

执政的新国家党(Saenuri Party)最近提出了一部关于上瘾的法案，希望用治疗吸毒、酗酒和赌博的方式治疗网络游戏上瘾。提案引发了两个派别的对立，一方是家长、保守派宗教领袖和医药行业，另一方则是游戏开发商、进步派学者和游戏玩家。起草这个法案的医生议员申宜真(Shin Eui-jin)认为，上瘾是一种病；另有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一种恶习。

游戏的捍卫者们正发起反击。投资科技企业的软银韩国风险投资公司(Softbank Ventures Korea)的首席执行官文圭学(Moon Gyu-hak)在Twitter上不无讽刺地写道，“既然我们得到的是毒贩的待遇，现在正好把业务转移到海外，让我们的董事移民到新加坡等地。”这个提案中包括针对未成年的网络游戏宵禁政策。反对者指出，最新版的美国精神病学圣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背后的专家并没有把“互联网游戏成瘾”当做正式的病症，而是把它称为一种“需要更多临床研究的情况”。

对互联网游戏成瘾提供治疗的法律，真的能够帮助玩家回归正常吗？

我之所以在布鲁克林的公寓放下游戏手柄，并不是因为法律。有一天，当我用玩具枪杀得精疲力尽地坐下来时，妻子走了过来。

她问：“还觉得好玩吗？”

我想了想，然后摇头：“不。”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飓风已经过去，L线地铁又开始运营了。我们去了中央公园，踏着落叶散步，头顶上是纯净的秋日天空，地上到处是如人的躯干般粗细的树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变得抑郁，从没真正从中感受到快乐。我告诉妻子，再也不会窝到那个倒霉地方活受罪了。我们吃了一点越南菜，回到了布鲁克林。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眼前还是会出现《杀戮地带》中的场景，我必须与回到那个世界的诱惑作斗争。我们离开了纽约，回到了首尔。到如今，差不多正好过去了一年。

回想在布鲁克林沉迷于游戏、与世隔绝的日子，我感到很惭愧。但是，就像身体上一个实实在在的伤疤一样，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如果妻子把我送到治疗中心的话，又会怎样？由于接触不到网络，我可能会恢复正常——但是，我也会失去对自己能够独立战胜游戏瘾的信心。

金英夏(Young-ha Kim)是一位小说家。本文由克里斯·李(Krys Lee)从韩文翻译成英文。
翻译：王湛

来源：N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