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企业拥有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商业模式。提供免费服务、收集个人数据并用来吸引广告商，然后顺畅地扩大至美国各地和全世界的数百万用户。

遗憾的是，这引起了间谍的注意。

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和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大规模监听行为之后，包括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在内的8家公司本周发表公开信，呼吁政府改革，这是将高尚动机、自我利益和天真混杂在一起的典型举动。呼吁最终不会奏效。如果你有一罐果酱，就难免会引来黄蜂。

正如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所抱怨的那样，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关于没有大规模监控美国人的慎重保证，“完全不利于”其国际业务。外国人获得同美国公民一样（有限）的保护、不受NSA监控的几率有多大？答案是非常小。

情报机构不会停止对外国人的间谍活动，他们也不会为了限制对私人部门企业的附带伤害，而就活动方式的透明规则进行谈判。间谍就是拿报酬从事隐秘活动的。

硅谷必须自救，而它还没采取什么行动，阻止人们失去对其在世界各地运营方式的信心。几家公司的公开信认为改革的责任在各国政府，但政府其实不太可能在这方面有所帮助，这也表现出企业的惰性。

此前有报道称，NSA和英国国家通信总局(GCHQ)入侵了连接雅虎(Yahoo)和谷歌全球服务器网络的光纤电缆，并窃取了大量数据以搜寻可疑活动，这让这些公司感到震惊。他们现在手忙脚乱地（毫不夸张）对之前天真地以为安全的数据加密。

他们仍然在自鸣得意。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认为，得益于加密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的审查和监控可能“在十年内”消亡。他在最近表示：“最先他们试图拦截你，然后他们试图渗透你，最后是你胜利了。我认为情况就是那样，因为权力发生了转移。”

这让我想起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2004年做出的关于垃圾邮件问题将在2006年“消失”的预测。无论公司多么迅速地运用“完全正向加密”或是将密钥长度增加一倍，NSA及其盟友（以及竞争对手）都会不断破解。

硅谷始终信奉运用技术手段（无论多么不可能成功）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会影响其业务的结构性解决方案。签署公开信的几家公司能够顺畅地收集、分析以及传输信息和数据，因此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同时不愿意丧失灵活性。

他们最有价值的资产是数亿人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也吸引了间谍和官方机构。荷兰数字权利组织Bits of Freedom的法律顾问扬内克•斯勒捷斯(Janneke Slöetjes)表示：“他们囤积数据，希望能自由地使用它来获利，但他们也希望政府不要染指。”

这种矛盾让公开信显得有些不通世故。一家认为政府“不应收集海量互联网通信数据”的公司，自己却在这样做，这听起来有些古怪。就此而言，“在一个司法管辖地的法律与另一个司法管辖地的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下，各国政府有义务携手解决问题”的想法完全是幻想。

公开信的倡议也有可取之处。谷歌已做出努力，推动允许美国政府披露其发出的索求个人情报信息的请求数量。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不包括亚马逊(Amazon)）联合起来寻求改革，要好于秘密共谋的文化。

但他们没有主张任何会给自己带来不便或困难的事情。相反，在“尊重信息自由流动”的标题下，它们隐秘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各国政府不能强迫互联网公司“将基础设施放在一国境内或只在本地运营”。

外国政府针对NSA和GCHQ的行为做出这类强制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以言论自由为名反对这些举措则显得有些厚颜无耻。巴西起草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把巴西公民的数据存储在国内；而欧盟(EU)与美国签订的允许数据跨境流通的“安全港”协议正遭受考验。

鉴于情报机构显然拥有拦截传输数据的技术，其他国家出台此类举措并不令人意外。例如，按照1949年在盖世太保阴影下起草的宪法，德国有义务保护“通信、邮件和通讯的隐私”。在发现NSA监控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手机之后，德国希望按宪法行事。

互联网公司发现这一切难以接受。他们掌握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将遭到破坏，还可能被迫面临银行等其他全球或本地企业那样的成本。此外，这些措施可能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美国公司（以及所有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企业）必须按照法律要求提供情报，无论信息源于何处。

但他们亟需重建信誉，成为机密信息的守护人，而不是NSA的数据传输通道。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造成的长期伤害要比调整运营模式大得多。

关于未来科技的天马行空式的思考，这次将不会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