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室的男人出轨，这在当今的中国几乎会招致一边倒的批判。即使有人想为出轨者辩护，通常也只有两种辩护方法，不是找原因说这男人不懂事，他有隐痛，就是说现在社会道德沦丧，出轨普遍，他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都是试图说明这人犯错误情有可原，而不是说出轨没问题——该死，但最好别一棍子打死。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对情感与性的态度似乎越来越包容了：二十年前同性恋被视为禁忌，可是如今，受过教育、态度开放的人群普遍认为同性恋者出柜才是应有之义，假如男性同性恋者已经与异性结婚，那更得尽早出柜，让配偶和自己都能得到一个更幸福、更“自然”的未来。
这两种态度反映出相当模式化的公众意见。对异性出轨后离婚受到道德批判，已婚同性恋者出柜离婚却是面对真实的自我。出轨是近于土豪作派，有妻子有情人坐拥两美，常被当成是妻妾成群的封建遗风在当代的表达；而已婚同性恋者出柜、离婚则不同了，似乎不仅是道德正确的选择，还更“文明”和现代。
为什么公众意见的区别如此之大，出柜可以，出轨不行？
大众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婚外关系中是否有爱情。即使出轨男人是真心实意地爱着妻子之外的女人，大众也通常认为他该“再想想”，为对婚姻和孩子负责，最好斩断情丝。但假如已婚男人发现自己爱上了其它男人，就不一样。
那么，大众对出轨和出柜的态度差异，是出于健康考虑吗？似乎也不是。虽然有恐艾病的大众常常模式化地把男同性恋者想象为高危人群，但大众在谈出柜的道德必要性时，通常并不引健康和卫生考虑为原因。
另一个可能性是，大众有此态度差异，是因为人们认为应当尊重婚姻契约，作为契约缔结着的婚姻双方应当对彼此诚实。假如男性对其它女性出轨，是背叛了当初的契约，而已婚同性恋者若出柜和出轨，则说明当初缔结婚姻契约时信息披露不够充分、有欺骗性、或是无效，该尽早把双方“放生”才是。
但这第三种解释也不充分——也有男人是等到结婚后，才发现自己可能喜欢同性，他当初的婚姻契约并非隐瞒信息的骗局，也绝非无效。大众施舍给这种男人的宽容，仍然多过对婚后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其它异性的男人。以至于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出轨喜剧故事，结局往往是“原来出轨对象也是男的！”似乎在这种情况下出轨就该、就能得到充分原谅，故事就欢喜完满，那位妻子就不算是受了背叛，而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总算能去寻找自己应有的幸福了。
实际上，这种态度差异的背后，是大众对爱情和性向的生物学基础的一种流行认识：爱情对象可变，爱情是一种对象不特定的情感，而性向不可变。虽然浪漫主义兴起以来，受电视剧和爱情小说塑造的大众常常号称“爱情是命中注定”，只有“此生惟一”才算真爱，但是，人们同时认为爱情的感受短暂、易变、易逝，爱情对象并不惟一。因此，人们认为男性婚外出轨并不必要，“他又不是非得爱那个情人不可”。人们也倾向于认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出轨男性回头后，家庭可能重归幸福，因为人们相信他对情人的爱可能消逝，重新爱上自己的家庭——即使不是自己的妻子。

相比而言，在性向问题上，中国目前受过较高教育、自认态度更开放的城市人群倾向于认为“性向不可变”。人们常常以此说明出柜的必要——既然性向注定、固定，那么，不出柜的已婚同性恋者，会让自己、配偶、情人都长期生活在痛苦中，无法缓解、不可改变。坊间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父母被塑造成保守、缺乏对同性恋的知识的形象，当从大城市或海外回来的年轻儿子向父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时，父母伤心落泪，求儿子去相亲——试着和女孩子处处，兴许你就改变了！而儿子一再说服父母，“同性恋是天生的，改变不了”。
其实，科学界始终在争论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生物学基础。“同性恋是否是天生的”以及“性向是否可以改变”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不仅科学界没有定论，而且各种同性恋团体在为自身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承认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有差异。但是，有网络发言资源的那部分公众，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性向不可改变。
该出柜、不该出轨，这恰恰是公众站在同一个尊奉家庭价值的出发点，以不同方式维护家庭这种社会制度：既然同性恋者的性向不可改变，那么，只有请他们出柜，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异性配偶才可能获得家庭幸福。对出柜的欣赏和推动，绝不意味着大众认为家庭无所谓了，而恰恰意味着他们尊奉家庭的价值。而对于那些有家却和其它女人来往的出轨男人，公众则希望他们回归家庭——反正爱情对象不特定，家庭可以重归幸福。而假如发现妻子是悍妇、不能生育、妻子与他人私通，公众就往往认为男人出轨有理，应当重组家庭——离婚反而能缔造出更好的家庭，维护家庭幸福。
可惜，话说回来，公众的道德批判，只能保护家庭这个社会制度的完整，无能拯救破碎的心。十几岁的时候，我和家人去看电影，小姨总结这部讲婚外恋的电影，说它的主题是，“爱情的真谛就在于撬杠”——电影用主人公挖墙脚的勇气和坚定来证明真爱。那时我们笑了很久。
心碎是很基本、很普遍的人类经验。而若一个人心碎，其他人应当付多少责任？这恐怕正是最难的伦理学问题之一。爱情和婚姻带给人的痛苦，到最后落到“为什么”和“凭什么”的问题：为什么不幸？凭什么是我受伤害？受苦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神义论问题，追问的是为什么神或老天爷要让人类经历痛苦。假如神或老天爷全能、保佑世人，那么人痛苦的正义性在哪里？人执迷于这一系列问题，来给自己经历的痛苦寻找一个解释，再赋予意义，譬如，“我成长了”，”我找到了更好的幸福”。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宗教作为文化体系》这篇经典论文中写过一位巴利亚老妇人。这位不幸丧尽亲人的老妇，走几百里路，想找到神，请他给自己的不幸一个解释。“她带着绝望的决心，一定要找到神，问清这一切的意义”，但是到最后，“她的愿望并没达成，她在心碎中死去。”人总是要给苦难找个原因：手闸失灵令人伤亡是机器的过失，油锅烫伤婴儿全怪奶奶不该转身去切菜，村子里可能有巫婆令全村人生病，未安汽车坐椅是全家的无知或心存侥幸，或者，全球化和国家权力是苦难的来源，或者，都赖医生不给开神药——因此去捅伤医生。到最后，受苦者想找的不一定是真凶，而就是要找出个凶手，来给漫长的苦难一个＂都怪这个人＂的解释。但神义论是个无解的问题，咬准的未必是准的，有的不幸可能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纯粹的苦难。
爱情与家庭能给人带来幸福，但也总让人心碎。就算找到了可以怪罪的人、就算在离婚时分到了全部财产，就算整个社会都一边倒地谴责甚至封杀狐狸精和负心人，道德审判和法律条文也都无能拯救心碎。想不通的终究是想不通的，只能由心碎者自己面对。

来源：淡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