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是一个信号

　　对于联想来说，我们做企业决策时，一般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当年股权制度设计，后来走国际化路线等都是企业行为。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对企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89年到1991年，世界经历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 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了问题，该如何解读背后的原因？ 当时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还会不会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当时的一些舆论，让很多人疑惑，中国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有人认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受了不良影响，如果真的这样来总结，中国就很可能会走回头路。当时我也曾感到紧张，相信很多企业家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担心。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释放了一个信号，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让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企业。深圳那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上面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让我们坚信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我们那时的感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所处的年代，也没有比较，并不知道改革到底带来了什么。我40岁才开始创业，或者说才有机会创业，非常知道一个人完全没有资格选择道路时是多么痛苦，一辈子完全只能走一条既定的道路，一直到老，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心里想做的事完全没机会做。正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自己的舞台，才能充分发挥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难，但和我们那时候的难是没法比的，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当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时候，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冬天早晨醒来，房间里面只有4度，和冰箱冷藏室一个温度。这种日子我们都过来了。这和今天一些年轻人有各种机会和条件，但是拼不过别人，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改革，否定中国所走的道路。当年我在西北呆过，当时宝鸡是陕西比较富裕的地方，但八百里秦川，那么多农村，农民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其实当时整个中国都穷，那时候没有两极分化，只有一个极，就是大家都穷，甚至是赤贫。再看看现在的中国，变化巨大，富强富裕了很多。　　

　　民企的半壁江山

　　如今，民营经济成为了半壁江山，这是中国市场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到竞争中去，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通过改革开放是做不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诞生的中关村的企业都憋着一股劲，希望科技领域下海办企业的一些人能够把高科技产业化这条路走通，当时北京市和海淀区给了极大鼓励和支持，高科技企业因此迅速做起来了，多数企业都是中科院和大学这样的机构办的，也成就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当时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实行一院两制，鼓励一部分人把成果努力转化成产品，向市场推广，给了联想一个很好的小环境。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出来了一批人和企业。

　　 1992年南巡掀起了新一轮发展高潮，政策上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感觉也很明显，之前，中国电脑行业几乎是完全封闭的，高关税，要批文，目的是不让国外的电脑冲击我们的民族工业。计划经济的时候，像联想这样体制外的企业想生产电脑，也拿不到生产批文，生产批文不对民营企业开放，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

　　之后，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了批文，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了，国外的电脑和原器件也都涌了进来，并进一步放宽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的限制。这对中国的电脑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长城电脑一年就被冲垮了。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则在这个行业迅速崛起。联想1994年只占中国市场份额的2%左右，到2000年，所占市场份额增长到27%。所以说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民营企业特别受益，特别是像联想、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多是以民企为主。

　　当然，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这就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比如除了国家需要补贴和把控的特殊行业，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应该完全放开，这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事

　　30年来，一批批企业崛起了，但也有不少企业倒下了，不少一度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或锒铛入狱，或黯走他乡，或沉寂之后再无声息。倒下去的企业，有的倒在了市场竞争中，有的倒在了体制的路上。联想一直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我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不在改革开放中犯错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这些年我自己有几个坚信，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要走的路是有矛盾的，允许你突破，但是有界限，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我基本是沿着边走，不越线，但也有自己的突围。二是在发展业务过程中，努力向西方企业学习，在市场化之中竞争。为什么一些企业轰然倒塌，因为完全是计划时代的方式，就是分配，完全没有打市场的能力。而我们做过代理，认真学习了国外的营销方式，什么叫做市场，什么叫做销售，也了解用户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改进产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才能在开放之中“与狼共舞”。三是在改制中把握好时机，懂得进退和感恩。

　　企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和高度是不一样的，站在国家的高度做的决策更有全局性，有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局部和个体都有利。企业工作者可能对政策有不满意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积极提出看法即可，而不要有过激的行为，这可能会扰乱大局。

　　比如有的人，看到了局部某些不公正的东西，不停地抱怨或是“呐喊”，结果顾不上自己的企业，企业垮了。企业家要记得自己不只是一个人，肩上担负的是企业里更多人的责任，企业垮了，是对股东和全体员工不负责任。因此，我要记住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企业办好。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这是我们全体联想人的诉求。我们公司的愿景第一条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已任”。

　　很多问题，我目前很关心，但未必能想得清楚。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现了过度福利化的状况，减弱了人们向前冲的动力，很多人没到退休年龄就想退休，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出现以前，很和谐，没有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社会缺少发展的动力，这是好的制度吗？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没有那种高度，企业家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够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欧洲长时间经济衰退后，对我们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联想集团电脑的销售量会不会有所减低。联想控股下面有两个投资公司，他们的投资应该偏向于哪一类。

　　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让社会空气和谐湿润，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要尽力的。所谓改革，真的要改，也得是执政党内部自上而下的推动。我知道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联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公，我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把企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自己的企业该如何发展，该怎么做，哪种东西对整个中国最有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哪种东西可以让企业发展得更好。我只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自己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仅此而已，提出也不一定坚持，因为我拿不准，确实高度不同。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设计，要一步步来。　　

　　改革是一个整体

　　中国改革到了今天，有一件事情已经很明确，那就是改革是一个整体，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一体化的东西，只追求经济改革的话，会遇到问题，改革会难以深化。

　　比如现在，如果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以消费为拉动，会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政策，扩大内需也提了很多年了，总是效果不彰。比如减低税收，把减的税收补贴到百姓的工资中，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再提高。还有政府开支是不是过大，是不是把税收用得更好。这些都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改革的推动者对问题有深入分析，并不断去思考下一步如何改。邓小平南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推动会怎么样？我们相信执政党是要求不断改革的。中国的改革走到了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不会回潮。

　　经济改革应该和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在前面，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政治改革一定要进行。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还是需要改革的，打击贪污腐败，提高监督力度，这些一定要做。

　　企业生存环境依附于整个中国的发展环境，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等是密切相关的。政府不断改革、改良，让改革更全面，不仅是经济的改革，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的改革，让改革形成系统化。这是我们希望的。（柳传志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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