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欧洲的大选年，选票政治在欧债危机中日益发酵并发挥主导作用。财政紧缩作为化解债务危机的核心举措，在小范围政治精英决策之后，不得不面对欧元区广大民众手中选票的考量。不幸的是，高举整肃财政纪律大旗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并未获得多数法国民众的认可，成为继帕潘德里欧和贝卢斯科尼之后受欧债危机影响下台的又一位欧元区领导人。希腊也出现“政治地震”，自1974年希腊实行共和制以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新民主党一直轮流主导政坛，但两党形成的执政联盟却在5月7日的议会大选中未获明显多数，凸显希腊民众对紧缩政策已忍无可忍的态度。

当下的欧洲政治变局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符合经济逻辑的财政紧缩政策会遭到广大民众选票政治的否决？在欧元区现有的制度架构下，经济与社会政治因素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联？而上述关联又将多大程度上影响欧债危机的演进方向？笔者认为，虽然欧洲局势表现为不同经济主张在选票市场的竞争和博弈，但本质上却反映出欧元区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架构之间的内在不稳定和动态调整过程。

假如从经济视角分析，财政紧缩无疑是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直接选择。截至2011年底，欧元区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7.2%，其中德国和法国分别为81.2%和85.8%，而意大利和希腊则高达120.1%和165.3%。与此同时，欧元区公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4.1%，其中德法分别为1%和5.2%，最高的则是爱尔兰，达13.1%。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指标多数均已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过去几年，巨额债务在维持表面繁荣的同时却透支了欧元区的未来。如果未来高负债国家继续扩张债务，那么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和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欧元区最终可能走向解体。因此，以默克尔、萨科奇为代表的欧元区政治领导人高举财政紧缩大旗，通过整肃欧元区财政纪律，削减财政赤字规模等措施，坚定地“为欧元的稳定而战”。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统一货币和政治联盟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荣耀将一去不复返。

但是，政治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努力往往过于勇往直前而显后劲不足。早在上世纪中叶，伟大的社会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曾指出，经济“内嵌”于社会系统之中，任何意在摆脱社会束缚的市场力量终将受到社会系统的反向惩罚。这种被称为“双向运动”的经济社会互动机制与中国传统哲学“反者道之动”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波兰尼教授在书中讲述的只是工业革命时期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案例，但其经典而深刻的分析思路为我们从更宽阔的视野理解欧债危机提供了有益启示。

回顾上世纪的欧洲历史，我们可清晰地发现欧洲的财政政策早已超越经济范畴，深深内嵌于欧洲的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早在19世纪后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和《养老、残废、死亡保险法》，形成了欧洲福利制度的雏形。1942年，贝弗里奇教授设计了一个主张建立包括社会各阶层的“全民性”国民保险制度，成为当代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二战后，欧洲福利制度开始不断建设和完善。福利财政虽然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负担，但却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约和平稳，进而为维持欧洲社会长期稳定和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的看，高福利制度主导下的财政政策已发展成为欧洲民众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欧债危机的爆发俨然打破了高福利制度与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均衡。政治家们为了捍卫欧元，开始着手紧缩财政、削减社会福利的经济改革。但是，正如波兰尼教授所说的，这种试图“脱嵌”并主导社会系统的经济力量必将带来社会系统的反向运动。而目前的欧元区正是到了社会启动反向调整的关键时点。在欧元区各国的高额债务中，一部分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是欧洲长期维系高福利制度的社会保障开支，其在各国普遍占政府债务比重40%以上。当以“默科奇”为核心的欧元区政府积极推动财政紧缩以限制债务扩张之时，就直接引燃了欧洲社会内部矛盾爆发的导火索。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减少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人数增加。2011年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0.3%，而IMF甚至预测2012年会进一步下降至-0.3%。与此同时，3月份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0.9%，再创历史新高，总失业人数达到1736.5万人。另一方面，财政紧缩计划直接指向社会保障体系，而广大民众由于长期享受高福利而对改革产生了“棘轮效应”，因此往往很难忍受失业和福利削减带来的双重冲击。

幸运的是，欧洲社会的反向运动无需通过暴力，只需通过手中的选票就能对经济政策的“脱嵌”努力进行调整和校正。新古典经济学的拥趸们可能会责怪欧洲民众缺乏全局意识：假如再忍受一段时间，财政紧缩就会带来债务规模下降和经济复苏的理想效果。但是，这部分经济学家可能永远也无法认识到，由于忽视了人性的本能，任何抛开社会系统的经济政策努力往往都会徒劳无功。这不是民众的素质问题，而是历史曲折演进的规律。另外，也无需诟病选票政治，虽然它使政治家在某一领域经济改革的努力付诸东流，但这种社会系统的自我减压又何尝不是避免更大灾难的有效方式？

展望未来，更多“奥朗德式”的政治明星或将走向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客观的说，并不是这些政治人物反紧缩、重民生的竞选纲领有着多大的正确性，而是其恰恰迎合了当下欧洲社会反向运动的需要。短期内，这些政治人物会修正原有债务危机解决路线图。例如，奥朗德就明确提出要修改法国与欧元区的“财政契约”，主张扩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中下层民众就业。经济政策回归社会属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从长期视角看，欧元区的财政扩张却必须依赖“金融抑制”才能实现。政府为了确保自身能以很低成本融资偿债，将会通过各种手段将成本转嫁到企业、家庭、消费者等其他经济主体，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旷日持久的低增长，削弱债务危机化解的经济基础。以希腊等代表的部分高负债国家不排除就此退出欧元区，而欧洲经济也可能经历“失去的十年”。

最后来看，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和社会“双向运动”的历史。欧债危机的化解不会一蹴而就，而是曲折前进的过程。欧洲的政治家们也不会轻易放弃欧元这一“大欧洲梦”的重要标志。在统一的光荣梦想、多元的政治主张、长期的经济衰退与懒惰的人类本性之间，欧洲广大民众需要经历一个反复体验和权衡的过程。唯有如此，欧洲的未来之路才会走得更加清晰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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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任编辑 徐瑾

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高级宏观分析师 袁江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