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惋惜，中国每天有上百条村消失。对此许多人无所谓。乡村代表落后的东西，正在远去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

乡村无形的消失每天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运动，大大小小的拆迁事件，更主要的是，乡村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被完整置换。

农二代三代不再回乡，他们以争做城里人为荣，以呆在乡下为耻。乡村不可爱了，乡村凋敝了，乡村消失了。

推动新乡村运动，让农村人回乡比城里人进村更重要。假如农村人都不爱乡村，假如对土地的感情没有了，那新农村运动的发起者又在为谁忧愁为谁忙呢？

前年《新周刊》推出专题“民国范儿”，今年继而推出“先生”，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

中国崛起还是“泥足巨人”？中国亟需人的建设，制度再大，人不行制度还是走样。人的建设需要百年筑基，一代不行两代，两代不行三代。新乡村运动引发的更宏大的命题是，没有自尊自爱的人，什么建设终归走不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新周刊》改编三毛的歌词更有一种漂泊感。古人常说“归”，田园将芜胡不归，少小离家老大归，“读三千年书，无非功名利禄；行九万里路，终归诗酒田园”。可今天我们将归向何处？

还有谁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吗？“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20多年前，彭丽媛唱出的这幅新农村蓝图，今天却变成尴尬现实。

今天，多数中国乡村是“993861部队”的天下，是老人的乡村，是留守女人的乡村，是留守儿童的乡村。

乡村沦落到今日，是一系列变化的结果。第一次是粮食统购统销，以便用“剪刀差”实现国家工业化。第二次是人力剥夺，乡村精英大量进城务工，以低廉工资实现低成本“中国制造”。现在医保还账，每位农村老人每月区区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社保，不足以还历史的账。

或许，失去乡绅阶层，使之失去文化传承因子，这也是民族之憾。今天，乡村机构更多在执行城市化、开发区、房地产征地、计生相关的事务。

乡村是人伦道德、文化传承的根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在梁看来，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中国近代历史的逻辑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谁赢得了农民，谁就最终赢得了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谁不注意农民问题，谁注定会失败！”

 

城市膨胀不是问题，PM2.5不是问题，农二代三代回不去、进不来才是问题。
 

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2011年9月以“新农村、新中国”为主题的华西村形象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高楼”和“厂房”取代“农舍”、“炊烟”、“小河”、“荷塘”成为宣传主调，俨然一个现代化的城市。2011年10月8日，媒体发布了江苏华西村60层国际大酒店及“价值三亿元”的一吨重金牛的照片，以及华西村GDP增长的辉煌历史。这是被误读的新农村。

离土不离乡，就地城市化，这些都是美好的设想。农民担心祖上基业被城市开发蚕食，农二代三代担心不被打工所在地所接纳。

另一方面，城市青年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生活期望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不盲从，他们并不弱于城市同龄群；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一旦被城市接纳，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美国占人口3%－5%的农场主不但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还有大量余粮出口。中国非城市户口人口仍占70%。如今对土地的投入回报甚至已不足以养活农民自己。农民离开土地是大趋势。

但每一个农民离开土地的背后都有一本心酸账。看看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直到赠予城市光荣建设者称号、允许以积分换取城市户口。

未来十年，城市化仍是中国发展主流。“逆城市化”新景观只是个别现象。新生代农民在土地与城市之间尴尬地漂泊。他们既不在城，也不在乡。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场2亿非城非农人口与城里人的谈判。

 

乡下人的误解和城里人的误读，城里人到底对农村打的什么主意？
 

欧宁们下乡大搞新乡村运动，初衷无比之美好，怕只怕遭误解而适得其反。老乡们以为是来搞旅游和集市建设的，这些城里人新鲜一阵怕是会走的，有谁会放着城市现代化生活不过？

新乡村运动的难点有二：一是与现有农村体系的冲突，二是与农民追求现代化需求的矛盾——我们刚沾上现代化生活的光，你们就号召回到乡村了？

毕竟，城市代表未来梦想。FT曾报道，19岁农民工李菲菲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让模特穿上自己设计的衣裳。插图上梦想城市生活的女主角一手持Vogue一手持手机。

20年前，农民工打工是为了攒钱回乡盖房。20年后，新一代农民工要做城里人。农二代三代与城市同龄群具有相同的参照系。

“大谷打工网”去年对1.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访女性给出的自己最想从事的10种工作中，有9种是服务业工作，排名前三的是销售代表、前台接待员和行政助理。

像父辈一样“从业农业生产”一定是新生代农民最末等的选择。他们农村回不去了，农活不愿干也干不了。现在做农活的基本上是40后50后。

让新生代农村人留在乡下是困难的，同样，让城里人住乡下更不现实。

近年来传媒上传播着城里人一种伪乡村情结。他们对乡村的体验只限于农家乐和山间别墅。到了农村，洗澡怎么办，上厕所习不习惯，等等。当然，一条村几十万就能解决下水道问题。那么，寂寞呢，在乡下能耐得住寂寞吗？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城市人对乡村的感情就像对“小芳”，“小芳”尽管清新可人，消费一把，始乱终弃，最终还是投向现代化“女郎”的怀抱。所以城市人真爱乡村，要先给“小芳”正名，给现代化“女郎”去魅。

 

曾经的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乡，多少才俊士子咸出于此。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
 

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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