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活上，毛泽东亲自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专门的压缩干粮、蚊帐、吊床和军鞋

对于越南士兵的生活所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可谓操碎了心。比如196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他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同时，毛泽东指示食品部门要给越南战士研制压缩干粮，他强调压缩干粮分量要轻，营养要丰富。食品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研制出“压缩干粮”，这种压缩干粮比蛋糕薄，比饼干厚，营养丰富，轻便耐饥。为了保质保量供应，商业部专门把上海一家民用食品厂改为压缩干粮工厂。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越南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蛟子、虫蚁多，嘱咐他一定要为越南战士研制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军需部门根据指示很快研制出了轻便柔软、结实的吊床和蚊帐，吊床和纹帐轻软的都可一把抓口战士在树林宿营，只要在两棵树上把吊床一绑，吊上蚊帐就可睡觉。另外，轻工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制出一种高帮胶底轻便军鞋。周恩来在召集援越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时说，要想方设法减轻越南战士的负荷，战士背包的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周恩来还说，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她们习惯用头顶或肩扛，为便于妇女搬运，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

在中方竭尽全力的援助下，越南士兵的待遇如何呢？以昆明军分区的援助任务为例。根据1967年6月11日两军总参谋部签署的物资供应问题会谈纪要，中国在1967年内要向越军某部2200名战士提供的装备物资达687项，保证每个战士每年有3套衣服3双鞋，每天800克大米、30克盐、80克肉、30克鱼、30克豆子、30克芝麻花生、30克猪油、10克酱油、30克白糖等。此外还应提供的日用品为：牙刷8000把，留兰香牙膏11100瓶，长条肥皂24700条，香皂10600块，金沙江牌香烟74000包，春城牌香烟35000包，以及乒乓球、排球、口琴、扑克、大头针、钢笔水、缝衣针、青菜萝卜种籽等。这些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标准。不仅如此，中方提供的物资中甚至还出现了珠子项链、镀银手镯、小孩穿的凉鞋、妇女用的花边等项目。在中国援助的关照下，越南士兵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中方提供的生活物资之多，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某些设备堆放在北越公路旁，有的盖上油布，有的连油布都没盖，任凭风吹雨淋，生锈变质……中国供给越军大量的压缩饼干和大米，越军根本吃不完，便拿到市场上卖。”

3、生产上，优先保证援越物资，不惜停止牺牲国内的正常生产生活

而为了保证援越物资按时定量运达，中方在一切程序上都开绿灯，首先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1965年中共领导层认为援助越南在战略上具有极大重要性，为此甚至让国内的经济建设为援越任务让路。比如为了给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妇女生产一种她们最喜爱穿的花布，中国江南好几家工厂，奉命停止生产国内需要的纺织品，改为生产各种款式的花布，提供越南。还有上海等食品厂生产的压缩干粮一直源源不断，越方要多少就结多少，平均每年都要供给上千万公斤，最多的一年为2000万公斤，从来是不误一天，不少一两。

文革中，国内生产建设几乎陷入停顿，大量增加的援越任务使国内各种原材料极为紧缺。为了保证对越供应，中央要求各生产企业“主要靠努力降低消耗，开展清仓查库，互相调剂利用来解决”，对于生产能力不足“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同时明确要求援越产品必须优先安排，“援越任务生产用电，要求给地区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的原则下，保证优先用电”。不仅如此，如果国内生产不足，中方还会从国外进口以供应越南，比如1975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一百多万吨援助物资中，就有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买来的小麦、玉米，还有从日本买来的化肥和从西德买来的机器设备。

4、贸易上，故意吃亏以支持越南

此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在中越贸易中对越南予以适当照顾。1950年12月16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致云南省委并告西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中越贸易应“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作的。”中方在贸易中“能得利若干更好，不能得利的生意亦应作，以便借此援助他们。”1966年云南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也显示了这种状况，越南供应云南的磷矿石为每吨36元，而国内21.11元，水泥每吨90元，比云南省内价格高出80％左右。

三、为什么如此慷慨的援助仍无法避免中越冲突？

中方下这么大的力气出这么多的物资来支援越南，为什么中越关系会在70年代末走向分裂甚至军事对抗呢？说越南背信弃义没良心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应该看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还在于中方在处理中越两国国家利益的博弈中有不当之处。

1、中国想利用援助对越南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让越南心生反感

中方之所以大力援助越南，固然有意识形态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因素在其中，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A、地缘政治上越南不安全就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和稳定。1949年11月初周恩来就说“一旦越南全部陷于法国之手，会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有人把越南比喻为中国的下领，现在下领有危险，头部就不完全。”1950年刘少奇也说：“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这一决策逻辑与朝鲜战争时的决策逻辑相同。B、中国援助越南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左倾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通过经济援助外交这个杠杆和工具，中国试图对越南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希望得到越南的支持，来制衡苏联。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才会冒着得罪越南的危险与美国和解。

这两个方面因素导致中国大力援助越南的同时又埋下了开罪越南的祸根：

A、中方将对越援助当作制衡越南的工具，要求其赞成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服从自己对越战进程的安排。比如中国一直希望越方接受“反帝必反修（即苏联）”的路线，甚至有人在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也问越方：“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气氛极为紧张。越南既需要来自中国，也需要来自苏联更先进技术装备的援助，因此多数时候越方都是左右逢源，态度模糊。而一旦中方发现越南与苏联走近，就会在援助方面对越方有所“惩戒”，比如1968年苏联对越南开始大力援助，苏越关系亲密，这就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因此在10月初越南为要求派代表团来华时，周恩来答复说“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969年中国更是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应当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详细]

B、中美和解让越南则觉得被“出卖了”，并觉得中方与美国谈越南问题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比如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南方外长阮氏萍时说：“基辛格访华刚走，我就立即去河内，把情况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新中国成立22年来，美国仍不承认中国，中美谈判16年也没成果，现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谈判，就等于他们承认了错误。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周恩来并未去华盛顿，你们可以去巴黎同美国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我们并未出卖朋友。”但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不相信周恩来的解释，坚决反对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在《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报告》中显示，当周恩来告诉越南领导人尼克松将要访华并且也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时，黎笋的回答听来声色俱厉：“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国家；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我们越南的事务。”而正是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怨气，1971-1973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但越南此时已不再相信中国，这就促使越南决心亲苏制华。…[详细]

2、中方援助过多过快超出了自身的技术和经济能力，援助中问题不断，让越南有些失望

受制于整体经济实力偏弱、技术落后、援助过分追求速度等因素，中国对越援助存在诸多问题。这些超出了自身能力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援助不但无益于巩固中越关系，反而导致了两国龃龉不断。

首先，中国援助越南的材料和设备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这并不是个别情况。1961年，广西在对越南省份进行对口支援时就提出，援建谅山回朝水电站两台发电机质量甚差，水轮机出力不足（制造工艺也差），估计发电机寿命最多可使用两年左右；援建的高平伏和糖厂是半手工操作半机械化的工厂，使用劳动力多，体力劳动过重，废气未能利用，木柴消耗大（一吨甘蔗半吨柴），成本高（据1963年了解，每吨糖亏本250元）；送给越方的拖拉机性能、质量缺陷较多，主要部件高压油泵、轴瓦质量未过关。自送给越方以来，零件经常磨损，经常替换，甚至有的成台拖拉机零件都已拆散，不能使用。中国援建的太原钢铁厂在1962年安装的设备共1806台件，有质量问题的有226台件，“不仅拖延了工期，增加了越南修理费用，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中国援助的设备在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太原高炉煤气管理室由于设计错误，在竣工后不得不返工；河内纺织厂印染车间由于设计错误太多，一改再改，影响施工并造成大量浪费。

其次，由于国内运动不断，导致援越物资延迟或无法交付。比如大跃进令国内基础建设摊子过大，以致本国生产和建设都无法正常进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对越援助的生产和交付工作，以至“对某些项目的材料、设备和设计的交付不够及时；还有少数设备没有订货，个别设备解决不了，还要求越南向其他国家进口解决”，这个问题“引起越南同志不少的议论。”

再者，由于中国对越援助承诺过多，超除了自身的建设能力，导致中国援建项目的完成情况并不算好。比如1968年李强在同越方商谈援越成套设备问题时曾说到：“回顾一下从1950年以来所承担的项目为273项之多，但一般地说完成的不多，现已移交和即将移交的约100项多点，尚未完成的占多数。”也就是说，中国援越项目还未完成过半，这种工程进度很难满足越方需求。

此外，对于技术含量高的设备，中方无法提供，引起了越南的失望。比如1973年黎笋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越南非常需要年产量为300万吨的多功能精炼设备，这样就能生产汽油、光纤、塑料等的基础材料，希望中国提供”。但周恩来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提供此套设备”，让越南甚为失望。

最后，国力不济也让中国的援助后续乏力。比如1975年周恩来在重病中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1976年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中方无力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李先念向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解释说：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

而正是中国的援助和技术乏力和不足，才导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一旦苏联提供更多援助和更先进技术设备，则越南自然向苏联靠拢。…[详细]

3、越方本来对中国就心存芥蒂，中方热衷输出革命让越南更加警惕

尽管在援助越南时中方已经非常注意避免给越南留下干涉其内政操纵其外交的印象，比如毛泽东要求援越军事人员“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不要有大国的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但由于历史、地缘等因素，越方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相当敏感。比如1965年中国部队进入越南后发现越南对他们的行动十分敏感，想法设法限制他们和老百姓接触；当中国医疗队要帮助越南老百姓治病时，越方设置障碍；越方阻拦中国部队向村民散发宣传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材料，禁止越南人民接受和佩带毛主席像章。同时，越南的《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刊登关于历史上中国入侵越南、越南反抗中国的文章。中方对此很十分不满。1966年邓小平质问黎笋：“由于我们如此的热心，越南怀疑中国了吧？中国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图。”

但随后中方在国内发起了文革并试图将这种“革命热情”和“斗争经验”传到其他国家，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格格不入，因此引起了越方的高度警惕，据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回忆：“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

而文革也让中国元气大伤，以致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选择时，中国在实力上已处下风，丧失了吸引力。随着越南迫害华侨、在南沙寻衅、入侵柬埔寨等，中越开始由合作走向冲突。1978年，越南加入苏联的经互会，同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中国随即结束对越援助，而两国也在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军事冲突。

结语

正如学者翟强所说：“不仅是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在越南，中国也同样失败了。中国人在越南抛洒热血，花费了大量物资，但没有得到越南的感激……没有加强南部边境的安全。”可见，对外援助若缺乏雄厚国家实力支撑，便很难满足受援国的需求，也很难实现既定目标，有时还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