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金庸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当时正是林彪红得发紫的时候：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万世，万寿无疆，所以天性上不会喜欢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随时有驾崩之可能。中国人对这种不吉利之事，向来极为犯忌……

昏庸的皇帝不喜欢皇太子，不在话下，但即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欢皇太子……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映射“文革”，但他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并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 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1966年以来，林彪一而再地出现在他的社评中，自1967年起他就多次作出这样的预测。另一个经常成为他社评话题的就是江青，他多次预测“算老几”的江青，在毛泽东身后“不知往哪儿躲”。当时，内地权力舞台上波诡云谲，熟读《资治通鉴》的他一面有着极大的热情，另一面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时局动向，风吹草动，一点一滴，几乎都没有逃过他那双眼睛。 1967年1月18日，他的社评《“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人嘛！”》，题目用的是朱德为彭德怀辩护的一句话，他对彭德怀、朱德、贺龙等元勋的处境、命运深表同情，他说，这句话包含了无数的往事，无数的血泪，比之“煮豆燃豆萁”这首诗，有着更多的不平，更多的辛酸。

1973年6月22日，他在《江青的裙子是“解放装”》 社评说，“文革”以来，千篇一律都是男女不分的“解放装”。裙子出现在公众场合，起码是八年来第一次。江青穿着灰色、齐膝的中庸裙，上身白色披肩，配以同色的手袋和皮鞋，相当雅致大方而美观。“女子爱美乃天性，能够在服饰上求多采多姿，确是人生的乐事。……江青的长裤不是‘解放装’，她的裙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装’，使全中国的妇女能从公式化的制服中解放出来。”人们认为这是大陆自由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进步，外国记者无心欣赏美国访华篮球队的技艺，而专注她的裙子。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十年前《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嘴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曾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骚动”，他本人成了暗杀名单上的六个人之一。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 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他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他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笈”，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白先勇《香港奇迹》，1989年5月20日《明报》)

作为一个报人，他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他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来自远邻美国，还是近邻苏联，更无论他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以后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毛泽东应超越马列》，1972年4月25日《明报》)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他多次表示，香港虽是殖民地，新闻自由却是很充分的。(《明报月刊》1973年10月，41页)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年轻时学外语，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1949年就到过的香港的白先勇（1937— ）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无中生有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选自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引言，即将出版）

 

来源：傅国涌

链接：http://dajia.qq.com/blog/248499100536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