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某个方面出问题了。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受阻，于是中国开始通过信贷来刺激增长。中国家庭、企业、政府背负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2008年的130%增加到现在的将近200%。而大部分举债得来的资金都被挥霍了。在本周包含三个部分的系列文章中，英国《金融时报》生动报道了闲置的工厂、未修完的道路、空置的公寓，这些都是恣意借债留下的经济碎屑。

债务如此快速的增长往往会以悲剧收场。从阿根廷到韩国的新兴经济体中反复出现，最近在诸多发达国家也发生的情况是，信贷繁荣滋生了规模超出控制的坏账，在债权人最终逃离时引发危机。然而，在中国这却不太可能发生。严格的资本控制将中国金融体系隔离起来。家庭储蓄者无法撤出，因为他们不知道“逃”到哪。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大债权人——中国政府——则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货币，并持有大量财富，包括巨额外汇储备。因此失控的金融危机似乎不太可能发生。

然而，即将到来的“信贷宿醉”可能是痛苦的。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信贷。在金融危机后债务还未进入螺旋式上涨时就是这样。正式的银行业和非正式的信贷来源对此都有“重要贡献”。鉴于最近几年它们提供的信贷多用于最终收益低于预期的投资项目，很多可能会成为坏账。尽管总体上来说，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不会受到威胁，但一些贷款人可能陷入困境，从而破坏信贷供应。这可能会严重阻碍增长。只要实体经济中还有能赚钱的贷款项目，就不能让贷款人的困境限制流向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

然而，对悬在中国头上的债务的真正担忧的不是它可能带来的破坏，而是债务这种“病征”所反映出的深度不平衡。经济严重向投资倾斜。200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当时投资占GDP的42%。信贷繁荣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推高，2010年达到48%。但不会有足够能够产生收益的投资机会，来吸收所有这些资源，中国大量多余的桥梁就是强有力的证明。

这就给政府带来了宏观经济上的困境。短期来看，更大力度地采用旧方法，让信贷继续增长，满足投资热，来维持增长。然而，即使这是经济可行的，也无法长期持续。中国民众向往更好的生活。因此政府不能成为人们眼中“愚蠢行为”的主导者。

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是让经济从投资拉动型再平衡至消费拉动型。由于储蓄率较高，节俭的习惯根深蒂固，这就要求要么个人收入增加，要么政府支出增加。后者有很大的空间。

公共医疗服务资金匮乏，设备落后，医生收入过低，往往容易出现失职和腐败。公共医疗服务已不足以满足需要。诸如儿童和老年人的社会保健等其他服务也几乎没有改善，尽管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富有。在一个城市经常被雾霾笼罩、食物有时被致命污染物污染的国家，或许应该在环保上加大投资。

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在民生上的投入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情况其实很少见。中国政府应该帮助本国民众吞下这样的“糖衣药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