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中国的诗人看起来有大大的一批，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我”。因为当时的理论指导写文学不能有“小我”，只能有“大我”。每个诗人必须用“我们共同的”调子和“我们共同的”语言写“一个人”的诗。无论贺敬之还是郭小川等人，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诗歌，都没什么根本区别，没有艺术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一个国家的文学一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的个体的“我”的文学，而变成“大我”写的文学，那么这样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

1980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轻人出现，想表达他们自己的审美观、人生价值甚至生命的呐喊。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人去刻意组织。他们的（文学）营养来自哪里？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古典诗歌，一个是来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的诗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内部出版的一些“白皮书”、“灰皮书”，里面有一些外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关于生命的觉悟和想法，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诗歌，后来文学史上就给了这些诗一个名字，叫做“朦胧诗”。

他们的诗歌当时投稿到诗刊去时，诗刊的很多编辑有一些是喜欢的，有一些则是反感的。而当时恰逢“四人帮”被打倒，社会在思想上相对有一点点的开放。于是，北岛、顾城、舒婷的诗歌陆续被发表。我记得当时顾城已经发表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歌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理论界有人批评，这些诗歌不但不是“诗歌”，而且还包含了很多负面的、非革命的倾向。但也有一批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应有的样子。于是就引发了一场诗歌论战。最大的一次论战在1980年，当时的《诗刊》和《文艺报》把这两派人招到了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组织辩论。当时参加的有几十人，但真正参与辩论的也就是十人左右，四五人赞成，四五人反对，赞成者有谢冕、孙绍振、吴思敬、我等人。当时争论十分激烈，往往一天辩论下来，喉咙都哑掉，但尽管观点不同，倒也不伤个人感情。

和顾城

三次印象深刻的交往

我当时是赞成“朦胧诗歌”的一个“急先锋”，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认识北岛、杨炼、顾城等人的。当时我和北岛等人常会探讨一些关于诗的话题，顾城很少会加入进来。顾城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1981年，我还在成都的大学教书，北岛带他的一群兄弟们来成都做诗歌串联，我给北岛等人设宴接风，我把成都的一群诗人欧阳江河、翟永明、柏桦等人介绍他们认识。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吃饭、游玩的时候，大多数诗人都会单独行动，唯独顾城是永远跟在北岛身边，一步不离，把北岛看成一个“大哥”，忠实地跟在后面，话也不多。后来几次接触下来，我发现顾城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大孩子”。

1987年底，第二次和顾城接触是在香港，当时他已经和谢烨结婚，他们是去了新西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应我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黄继持邀请来香港访问的。当时顾城很想回北京，因为在新西兰生活得并不好，谋生很困难。但他的态度很犹豫，所以问我和黄的意见，我和黄继持都不好表态。那次见面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回到新西兰去。顾城很少和人谈论诗歌，但我知道当时朦胧派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他都是看过的。那次见面时，我印象很深的是顾城疑惑地问我：钟老师，你说诗歌是可以“做”出来的么？我反问他，你说呢？他说：我认为是不可以“做”出来的，做出来的诗不会是好诗。

当时已经出道的一些朦胧派诗人中有人已经在写史诗、大诗了，顾城还在写他的小诗。所以，顾城才耿耿于怀，向我询问。我对顾城说，诗歌是不能“做”的，做出来的诗歌明眼人可以看得出来。就好像徐志摩《再别康桥》这样有名的诗，因为它有太多的“做”，所以，它也不是上品的诗。上品的诗一定是天然去雕琢，是自然流出来的，这样上品的诗才有生命的真正力度。我对顾城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诗歌写作，你的诗歌是自然“流”出来的诗，是自然的诗。

我和顾城的第三次见面，是1992年的冬天，天特别寒冷，他们夫妻俩到巴黎来。我介绍他们到朋友的饭店里去吃饭。当时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整个聚餐的过程里，顾城显得非常落寞，一点精神都没有。整个饭局中，夫妻两人没有任何的互动。饭后，谢烨偷偷把我拉到一边，第一次对我诉了很多苦。倾诉各种她和顾城在生活中无法调和的矛盾。当时我很惊讶，问她：你们之前感情那么好，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呢？她说：钟老师，一言难尽。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让他到了饭点给小木耳（儿子）喂我调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来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给儿子准备的奶糕。他就是这么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我对谢烨说：小谢，你当初嫁给他时，就应该知道，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大孩子”，永远不会长大，生理上会长大，但心理上不会长大，所以才能写诗。

谢烨当时和我说：“我正在想一条生活的出路，走出现在的生活状态。”这句话已经预示了她将要离开顾城。我想，她一定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决定的后果会那么严重。

除了这三次之外，1985年冬天，北京召开一个文学会议，会间我生病住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顾城和北岛、杨炼、唐晓渡（诗歌评论家）等人一起到医院来探望我，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的交流。印象中，他非常有礼貌，也很懂人情世故，对于他感激的人一定会表达感恩之情，并没有人们传说中他的冷漠和自私，他更不是被妖魔化成的杀手。顾城最后的悲剧是一种“玉石俱焚”，并不是一种报复性的杀人事件。

从现象学角度分析顾城的悲剧性

如果用西方现象学的理论去研究，可以对顾城的这种性格特征和最后归宿做出某些解释。现象学有一个观点：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一个“他人/他者”的问题。拉康的镜像理论这样解释：当一个孩子第一次照镜子时，他就发现镜子里的那个“我”是一个“他人”，即便他的父母告诉他，那就是“你”啊，他都会觉得那不是“我”，而是“他人”。拉康的这一理论说出了一个道理，即是：我们不论多么强调“自我”，都面临着一个他人的问题。

现象学里还有一个例子：一个裸体模特在工作的状态下是没有羞耻心的，因为她进入了一个“自为”状态，并没有意识到旁边出现的是“他人”；而一旦她进入更衣时则进入一个“自在”的状态，如果此时突然闯入一个男性（他人）直面她赤裸的身体，她就会惊慌失措，耻感和羞感产生了，因为“他人”出现了。“他人即地狱。”法国哲学家萨特曾如此极端地说。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人”，不在“存在”状态中的人，对自己与“存在”的关系懵懵懂懂、浑浑噩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常人”。还有一类是“本真、本己的人”，本真、本己的人是时时刻刻意识到“我”与“存在”的关系。海德格尔说，诗人一定是后者。只有本真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所以要做诗人是很难的，因为周围有那么多的“他人”，他们要么来侵犯你，要么来异化你。

一个真正好的诗人一定要写“本真、本己”的诗歌，所以，他们在“我”的周围会不自觉或自觉地建立一个围墙，把“我”保护起来。这种围墙的建法有几种，一种就是依靠个人强大的意志力来抵御“他人的”侵犯；或是依靠一种责任感、担当、自信，轻视那些大众化的俗化的东西。

北岛就是一个意志十分强大的人，他不会轻易地受外人的影响。而顾城则相反，他要保持他的“本我”，只有靠他人来帮他，也就是说，身边要有一个比他强大的“他人”（比如北岛这样的“大哥”）；还有一种就是他需要“爱”，需要爱来筑起一道围墙，依靠一个异性的爱来保护他的“本我”。谢烨就充当了这个“爱之他者”的角色。

谢烨很爱顾城，这点毫无疑问，在国内的几次接触中我都可以完全体会得到。她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同时，又把顾城当成一个弟弟一样来保护和疼爱。只是他们去了海外之后，整个生活环境完全变化了，逼着小谢（谢烨）不得不做出这样“出走”的决定。但顾城又是十分依赖女性关爱的“大孩子”，从小和父亲关系一直不好，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许多的“母爱”，所以他十分依赖谢烨的爱的保护。

顾城是诗人里为数不多的完全用“本真的我”来写诗的人，这是他先天的特质。回顾顾城的诗歌，我认为他写得又多又好的就是1982年到1985年期间的作品，而这段时间正是他和谢烨恋爱到结婚的过程。（出国后的诗歌我认为就不如这段时期那么理想。）

一旦这道爱的保护围墙倒塌了，一个帮助他的、爱他的他人不在了，那么他的“本我”也要消亡。所以，顾城可以容许“婚外情”和“第三者”的存在，但他不能允许“爱之他者”离开他，因为如果那样，他作为一个“本我”的诗人也就无法存在了，这对于他这样的诗人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他只能选择“同归于尽”的结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顾城最后的悲剧其实是他毫无选择。——这就是我认为他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顾城生前经常强调，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诚实。他说：“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所以他就没有了选择，只有同归于尽。

顾城是一个梦的诗人

顾城这种特殊的“本真、本己”性毁了他和谢烨，但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价值。顾城诗歌里的“我”和北岛的“我”都无法代替，他们也不会混淆。

海德格尔认为，梦和奇迹再加上合适的语言就是最好的诗。读顾城的诗歌，读不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事件；反观北岛的诗歌，则有很多，北岛的视野里都是社会。而顾城却是一个梦的诗人，一个做梦和写梦的诗人。我认为，中国新诗史上那么多年，像顾城这样以一种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去做梦和写梦的诗人，几乎没有。看顾城十几岁时写的那首“树枝想去戳破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写的就是“感觉的梦”，和社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也不是“社会理想”。（ 注：《星月的由来》前两句，写于上世纪60年代末，后两句为“它们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顾城在诗歌里也写过“穷”的感觉。顾城和谢烨结婚后很多矛盾来自经济的问题，他的丈母娘对他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甚满意。“穷”是什么，他说，“穷，有个凉凉的鼻尖/他用玻璃球说话”。（《穷，有个凉凉的鼻尖》）

顾城还写过一首叫《雪人》的诗歌：“在你的门前/我堆起一个雪人/代表笨拙的我/把你久等/你拿出一颗棒糖/一颗甜甜的心/埋进雪里/说这样才会高兴/雪人没有笑/默默无声/直到春天的骄阳/把它融化干净/人在哪里/心在哪里呢……”

这种诗歌的感觉就像孩子的感觉，十分简单，毫无做作，天然去雕饰，是成年人很难想象的。你看顾城诗歌里的句子，很多像小学生写出来的，结构也很简单，往往就是“主谓宾”，从来不玩文字上的技巧，或是用一些奇怪的语言游戏，纯粹就是一种心和情感的流动。这是他的诗歌最大的价值。

这类诗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受社会的污染”，表现的是一种“光的洁净”和“向善性”，他的诗歌永远无法和其他诗人的诗歌混为一谈，在当时那群朦胧派的诗人作品里，也显得十分特别，一目了然。

在中国的新诗史上，保存完整的“本真本己性”的诗人并不多见，很多宣称用“我”写诗的诗人，平心而论，其实都是“我们”写的，或者说，他诗歌里的“我”和别人诗歌里的“我”是一样的，并没有存在的价值性。海子和顾城是为数不多诗歌里有着“特殊的我”、“个别的我”的两位诗人。顾城写“梦”，海子写“大地”。

诗人之死

做真正的诗人是不容易的，在社会中极易被边缘化，而且需要“痴狂”到一定地步才行。我认为小说家只有写作的时候才需要“痴狂”，而诗人在生活中也是“痴狂”的，因为诗人必须是一个“本真本己”的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中生活和生存会十分困难。这种“痴狂”气质在顾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82年，舒婷和顾城的诗歌曾经合出过一本诗歌集，当时的出版社是让诗人自己定印刷量的，顾城一下子就要了6万本，一下子欠了出版社很多钱。之后，他托很多人帮他卖书，但那些人卖了书之后都没有把收款给顾城，让他狼狈不堪。类似的事情我听到过很多，顾城吃亏后也从不吸取教训，用上海话来说，就像一个“戆大”。谢烨母亲之所以反对谢烨和顾城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她认为顾城是一个“神经病”，还坚持要他去医院开一个证明……

这就是诗人在中国的生存境况，令人悲伤。但另一方面，顾城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还没有被“他者”异化，而像一颗稀有的种子一样保持一颗痴狂的心，那是十分难得的。

顾城在人群中永远是孤独的一个，是一个怪怪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一个比较陌生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聊天，只有对很熟悉的人才会分享一点想法。他的“我”只在文字中体现出来，在生活中是感觉不到的。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很多天才的诗人都是以“死”作为生命的结局。我想，这中间可能确实存在一种命运的必然性。诗人为了追求一种纯真的本我，要么是疯，要么是死。要么像荷尔德林、尼采、克尔凯郭尔都疯了，要么就像保罗·策兰、曼杰什妲姆、海子，都自杀了。海德格尔认为，诗人要不做常人，要做本真的人，要保真，你的灵魂势必变重，变重灵魂是理想化了的灵魂，但是变重的目标和变重的实施经常要与现实脱节，甚至断裂。这样的结果，死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最近翻看以前的旧照，仍然十分感慨，也觉得十分可惜。顾城和谢烨是一段十分美好的爱情，他也给中国诗歌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篇章。重读顾城的散文，有一段写得十分好，他写道：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