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从“成熟的企业家”到启蒙者
62的任志强，鬓边多了一些白发，还是那张线条分明、棱角倔强的脸，还是老式的灰白色工装夹克。他站在舞台上，旁边是嘉宾周濂、陈嘉映与主持人王维嘉。台下350个座位座无虚席，不少人盘膝地板围坐在舞台前。这个由华远室内篮球馆改造成的演播厅，被500多名读者挤得满满当当的。读者不断向陈嘉映和周濂抛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当秀才遇到兵，怎么办？”周濂回答：“秀才也要锻炼身体，增强力量，只有力量和兵差不多，才可能和他讲道理。”
这是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举办的第39期读书会，主题是关于哲学的讨论。任志强作为书院主席，最后上台总结发言：“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每个话题，不希望给大家明确答案，而是带来启发。我希望每个人多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更多的人有独立思考能力，读的书多了，了解更多的历史和事实，国家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如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未来就没那么光明。”
从2011年7月开始，读书会已经持续两年多。39期读书会任志强几乎场场不落，只有四期因在外地出差错过了。他是读书会的一面旗帜，他说：“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为个人名利做事了，就是认为这个社会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他很享受站在读书会舞台上的时刻。一次预定的主持人临时变卦，中国金融博物馆馆长王巍不得不赶去救场。但是当天堵车厉害，40分钟的路走了两小时。王巍让任志强先充任主持人，他磨磨蹭蹭地说，我没做过主持人呢，先帮你撑一会儿，你来了我就下来。往舞台上的沙发一坐，二郎腿一翘，感觉挺好的任志强，王巍撵也撵不下来。
读书会一开始是王巍的想法，任志强是他认识近20年的朋友，2011年7月，两人碰头谈到办读书会的想法，一拍即合。“我们都是读书人，有个场地做活动，那肯定是读书会，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王巍说。第一期是刘晓光和任志强谈读书，第二期是衣锡群和许小年谈知青岁月，推荐了不少写知青这段历史的书。读书会以这样的形式延续下来：两位嘉宾，一位主持人，每期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一开始不看好读书会，他说互联网时代还有人读书吗？网上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围观一件事，还有谁愿意花费精力时间在线下聚会谈读书呢？他开玩笑地对任志强说：“我不读书，你别找我。”后来，他目睹了这个读书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读书会采取实名制，在微博上报名，读书会随机抽取观众。多的时候七八千人报名，最多的一场是马云来做嘉宾，九千多人报名。每次500多人参加活动，场场爆满。
任志强在新浪微博上粉丝超过千万，他每次会将自己记下的读书会笔记发上微博，那些到场读者也会在微博上分享心得，吐槽说：“30多年了，老屁股坐硬地板。”读书会的视频也会上传到搜狐视频播放。“现在我觉得一群人坐下来掏心掏肺面对面交流挺好的，而且跟微博粉丝互动得很紧密。”潘石屹说，他参加了五期书院和江湖沙龙举办的活动。他觉得这是沟通的好渠道：“社会变革需要温和渐进的方式，一点点地变好。这需要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膜，平等地沟通。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会减少。”读书会能够办成，最重要的是和互联网结合起来了。“互联网是今天最大的沟通工具，可以减少矛盾，启发智慧，把人心里的爱与善良引发出来”，潘石屹说。
任志强个性倔强，素来不爱求人，觉得求人掉价。读书会开办之后，潘石屹总接到他的电话，一会儿问洪晃的电话号码，一会儿问黄亚生的联系方式。2011年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和王巍挨个向嘉宾介绍读书会：“请大家支持我们。”
王巍和任志强，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插队知青的苦日子，有着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特征：积极乐观，意志坚定，生活粗糙，大大咧咧，说话直率。王巍评价任志强：“嫉恶如仇，说话不讲分寸，不耍心眼，把事情摆在桌面上谈。”两人在合作上有摩擦没有芥蒂，如果觉得不够分量，会直接否掉对方提议的嘉宾人选；互相监督对方是否带了没报上名的朋友走后门参加读书会，发现了就在微博上公开批评。一次两次后，两人心照不宣，再也不带人了。负责日常运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秘书长渔童说：“他们都很强势，能合作得这么好，是因为规矩，划分了各自的权责范围。”
读书会是公益活动，处理日常事务的都是志愿者，书院有近两千名志愿者备选，每次活动是谁有空谁报名参加，实际能够来的大概是一二十名。所有的出场嘉宾虽然是各行业大腕，但一分钱出场费都没有，甚至要自己承担食宿交通费用。外地嘉宾到北京办事，书院在嘉宾日程上见缝插针，举办读书会，这样为嘉宾省下了专门来京的费用。两年多来，一百多位嘉宾参加读书会，没有人提钱的事。招待他们的是一大碗炸酱面，戏称“大腕面”。任志强想得简单，今天请嘉宾吃鱼明天请嘉宾吃虾，可能有人会不乐意自己怎么没吃鱼，干脆一视同仁，都请炸酱面。
为了支持读书会，任志强学习巴菲特拍卖午餐时间，在网上将自己的三个小时拍卖出45万元，全捐给了书院。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一书收到的稿费10万元也全捐给了书院。新浪、搜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使用读书会的内容，也支付一定费用。为了造血，读书会增加了拍卖环节。在第39期活动上，葡萄酒2500元起价，每举一次手加价500元，任志强第一个举手。一位坐在地板上的山西男士，以3500元竞得葡萄酒。他问陈嘉映：“城镇化给农村带来的是繁荣还是萧条？”陈嘉映回答：“这取决于官方干预的程度，干预越少，自发的城镇化就越繁荣。”
没有固定团队，没有利益相关，从2011年7月到2013年10月，读书会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奇迹。读书会也承受了一些官方压力，王巍几次被请去“喝茶”。他和任志强必须互相鼓励包容，不埋怨，不拆台才能坚持下来。他们也很谨慎，按照规章制度走申报活动的流程，也会做出适度的妥协。“我们坚持正能量，随时准备妥协。”王巍说，“他和我都是比较轴的人，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好。我们相信启蒙，相信自己有能力做下去，一条道走到黑，想太多就做不成了。”
“成熟的企业家从来不把困难当作困难，早就知道会面临各种困难，不抱怨，不放弃，有困难就解决。只有刚创业的人或者刚进入社会的人，才觉得困难不得了，天塌下来似的。”任志强说。
“成熟的企业家”在我和他两小时的聊天中出现了几次，这是任志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王巍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觉得，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读书人，所以才能办成这个颇具影响力，被各个城市争先邀请到当地举办的读书会。
虽然不是纯粹的读书人，但他俩都是爱读书的人。读书会邀请的嘉宾多数是五六十年代生人，最该读书的时候没有正经读书机会。他们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任志强17岁到延安农村做知青，在黄泥汤里舀水烧饭，早晨四点半出工，晚上七点收工。每晚他在油灯下苦读《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
文革中期，他接触到苏联第四五代作家的作品《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这些作品提出了一些对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和质疑。任志强开始设想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80年代，中国迎来读书的春天，掀起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思潮，那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和诗意的年代。任志强在内部书店里接触到了很多世界名著和二战回忆录，如《基督山伯爵》、《六次危机》。他有什么读什么。至今，他上飞机两三小时看完一本书，打高尔夫包里装上十几本书，平均每天阅读六万字，“这一点也不多，不过是六页《人民日报》。”
2012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39本。任志强说：“一个民族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那是灾难，是不会有未来的。”有的富豪家里没有书柜，没有书，或者书只是做装饰用。“没有书柜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从来不读。有些人书柜装得满满的，可他不看，就是为了装。这有什么意义？”
任志强的身边有好几个读书圈子，互相推荐图书，有些已经坚持了一二十年。这是类似于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或者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但是，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是面向公众的。读书会采取实名制报名，为了保证公平，读者连续参加两期活动，就必须隔上两期才能再报名。“我们不允许一个人老是占用别人的机会。”任志强说，“为什么读书会要在微博上公开？就是告诉你没有圈子，是完全开放的，你愿意来你就来。”为了打破圈子，读书会嘉宾有经济学家、企业家、官员、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小说家等等。
王巍主办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初衷是，很多人用阴谋论、妖魔化来解读金融。这是不对的，金融是实实在在的学科，有自己的规律，能用逻辑和理性来解释的。他办读书会，就是要启蒙大家，用理性看待世界，没有神话，也没有阴谋。现在，读书会横跨“金钱”、“权利”、“历史”、“艺术”四个领域。读书会将公民权利列为话题范畴之一，任志强解释是“因为中国缺少公民权利，所以需要特别讲”。
书院数据库积累了近14万读者数据，年龄段集中在28岁到35岁。这正是一群有一定工作经验，对一些问题有模糊感知，需要思考得更深入的人。他们来这里，学习时代大势会是怎样的，看看老年人走过的路，自己可以少犯一点错。座无虚席的读书会，让王巍重温80年代社会上的读书热，他说：“这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经过30年的野蛮生长，思想的价值在回归。很多人不仅仅满足于私人阅读，还需要在公共场合声气相求。
王巍说：“我不大关心如何教育社会，我更关心表达自我。我需要有书院这块地儿让我玩一下，玩出正能量。”“书院”这个名称是王巍的坚持，他觉得“读书会”太土了。“书院”蕴含着他的期许，一位读书人内心深处与古代四大书院比肩的向往。
任志强更看重“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个世界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努力地用读书会去影响更多的人。”他不喜欢励志书，觉得书不是拿来学习如何成功的。读书会推荐的书大部分是提出问题，让你独立思考，通过问题寻找答案。“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我们撒一粒种子告诉大家，你要独立思考。哪怕你得出的结论和我不一样，也没关系。从不同角度看我们推荐的书，一定会能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就不会变成乌合之众”。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黄威几次参加读书会，他说：“老师教东西一般会要求你该怎么样。读书会就是把观点放你眼前，你接受与否，你自己决定，你觉得好，你就拿去，觉得不好也没关系，肯定还有别人觉得好。”
两位企业家，办成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影响最大的读书会。《读书》杂志主编打电话给王巍：“《读书》这些年一直想办的就是这件事，没有办成，你们办成了。”王巍回答：“你们那个时候不容易，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这是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举办的第39期读书会，主题是关于哲学的讨论。任志强作为书院主席，最后上台总结发言：“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每个话题，不希望给大家明确答案，而是带来启发。我希望每个人多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更多的人有独立思考能力，读的书多了，了解更多的历史和事实，国家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如果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未来就没那么光明。”
从2011年7月开始，读书会已经持续两年多。39期读书会任志强几乎场场不落，只有四期因在外地出差错过了。他是读书会的一面旗帜，他说：“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为个人名利做事了，就是认为这个社会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他很享受站在读书会舞台上的时刻。一次预定的主持人临时变卦，中国金融博物馆馆长王巍不得不赶去救场。但是当天堵车厉害，40分钟的路走了两小时。王巍让任志强先充任主持人，他磨磨蹭蹭地说，我没做过主持人呢，先帮你撑一会儿，你来了我就下来。往舞台上的沙发一坐，二郎腿一翘，感觉挺好的任志强，王巍撵也撵不下来。
读书会一开始是王巍的想法，任志强是他认识近20年的朋友，2011年7月，两人碰头谈到办读书会的想法，一拍即合。“我们都是读书人，有个场地做活动，那肯定是读书会，没有什么特殊的设计。”王巍说。第一期是刘晓光和任志强谈读书，第二期是衣锡群和许小年谈知青岁月，推荐了不少写知青这段历史的书。读书会以这样的形式延续下来：两位嘉宾，一位主持人，每期就一个话题展开讨论。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一开始不看好读书会，他说互联网时代还有人读书吗？网上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围观一件事，还有谁愿意花费精力时间在线下聚会谈读书呢？他开玩笑地对任志强说：“我不读书，你别找我。”后来，他目睹了这个读书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读书会采取实名制，在微博上报名，读书会随机抽取观众。多的时候七八千人报名，最多的一场是马云来做嘉宾，九千多人报名。每次500多人参加活动，场场爆满。
任志强在新浪微博上粉丝超过千万，他每次会将自己记下的读书会笔记发上微博，那些到场读者也会在微博上分享心得，吐槽说：“30多年了，老屁股坐硬地板。”读书会的视频也会上传到搜狐视频播放。“现在我觉得一群人坐下来掏心掏肺面对面交流挺好的，而且跟微博粉丝互动得很紧密。”潘石屹说，他参加了五期书院和江湖沙龙举办的活动。他觉得这是沟通的好渠道：“社会变革需要温和渐进的方式，一点点地变好。这需要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膜，平等地沟通。这样，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会减少。”读书会能够办成，最重要的是和互联网结合起来了。“互联网是今天最大的沟通工具，可以减少矛盾，启发智慧，把人心里的爱与善良引发出来”，潘石屹说。
任志强个性倔强，素来不爱求人，觉得求人掉价。读书会开办之后，潘石屹总接到他的电话，一会儿问洪晃的电话号码，一会儿问黄亚生的联系方式。2011年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和王巍挨个向嘉宾介绍读书会：“请大家支持我们。”
王巍和任志强，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插队知青的苦日子，有着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特征：积极乐观，意志坚定，生活粗糙，大大咧咧，说话直率。王巍评价任志强：“嫉恶如仇，说话不讲分寸，不耍心眼，把事情摆在桌面上谈。”两人在合作上有摩擦没有芥蒂，如果觉得不够分量，会直接否掉对方提议的嘉宾人选；互相监督对方是否带了没报上名的朋友走后门参加读书会，发现了就在微博上公开批评。一次两次后，两人心照不宣，再也不带人了。负责日常运营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秘书长渔童说：“他们都很强势，能合作得这么好，是因为规矩，划分了各自的权责范围。”
读书会是公益活动，处理日常事务的都是志愿者，书院有近两千名志愿者备选，每次活动是谁有空谁报名参加，实际能够来的大概是一二十名。所有的出场嘉宾虽然是各行业大腕，但一分钱出场费都没有，甚至要自己承担食宿交通费用。外地嘉宾到北京办事，书院在嘉宾日程上见缝插针，举办读书会，这样为嘉宾省下了专门来京的费用。两年多来，一百多位嘉宾参加读书会，没有人提钱的事。招待他们的是一大碗炸酱面，戏称“大腕面”。任志强想得简单，今天请嘉宾吃鱼明天请嘉宾吃虾，可能有人会不乐意自己怎么没吃鱼，干脆一视同仁，都请炸酱面。
为了支持读书会，任志强学习巴菲特拍卖午餐时间，在网上将自己的三个小时拍卖出45万元，全捐给了书院。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一书收到的稿费10万元也全捐给了书院。新浪、搜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使用读书会的内容，也支付一定费用。为了造血，读书会增加了拍卖环节。在第39期活动上，葡萄酒2500元起价，每举一次手加价500元，任志强第一个举手。一位坐在地板上的山西男士，以3500元竞得葡萄酒。他问陈嘉映：“城镇化给农村带来的是繁荣还是萧条？”陈嘉映回答：“这取决于官方干预的程度，干预越少，自发的城镇化就越繁荣。”
没有固定团队，没有利益相关，从2011年7月到2013年10月，读书会已经坚持了两年多，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奇迹。读书会也承受了一些官方压力，王巍几次被请去“喝茶”。他和任志强必须互相鼓励包容，不埋怨，不拆台才能坚持下来。他们也很谨慎，按照规章制度走申报活动的流程，也会做出适度的妥协。“我们坚持正能量，随时准备妥协。”王巍说，“他和我都是比较轴的人，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好。我们相信启蒙，相信自己有能力做下去，一条道走到黑，想太多就做不成了。”
“成熟的企业家从来不把困难当作困难，早就知道会面临各种困难，不抱怨，不放弃，有困难就解决。只有刚创业的人或者刚进入社会的人，才觉得困难不得了，天塌下来似的。”任志强说。
“成熟的企业家”在我和他两小时的聊天中出现了几次，这是任志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王巍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觉得，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读书人，所以才能办成这个颇具影响力，被各个城市争先邀请到当地举办的读书会。
虽然不是纯粹的读书人，但他俩都是爱读书的人。读书会邀请的嘉宾多数是五六十年代生人，最该读书的时候没有正经读书机会。他们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任志强17岁到延安农村做知青，在黄泥汤里舀水烧饭，早晨四点半出工，晚上七点收工。每晚他在油灯下苦读《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
文革中期，他接触到苏联第四五代作家的作品《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这些作品提出了一些对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思和质疑。任志强开始设想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80年代，中国迎来读书的春天，掀起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思潮，那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和诗意的年代。任志强在内部书店里接触到了很多世界名著和二战回忆录，如《基督山伯爵》、《六次危机》。他有什么读什么。至今，他上飞机两三小时看完一本书，打高尔夫包里装上十几本书，平均每天阅读六万字，“这一点也不多，不过是六页《人民日报》。”
2012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仅为4.39本。任志强说：“一个民族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那是灾难，是不会有未来的。”有的富豪家里没有书柜，没有书，或者书只是做装饰用。“没有书柜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从来不读。有些人书柜装得满满的，可他不看，就是为了装。这有什么意义？”
任志强的身边有好几个读书圈子，互相推荐图书，有些已经坚持了一二十年。这是类似于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或者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但是，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书会是面向公众的。读书会采取实名制报名，为了保证公平，读者连续参加两期活动，就必须隔上两期才能再报名。“我们不允许一个人老是占用别人的机会。”任志强说，“为什么读书会要在微博上公开？就是告诉你没有圈子，是完全开放的，你愿意来你就来。”为了打破圈子，读书会嘉宾有经济学家、企业家、官员、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小说家等等。
王巍主办金融博物馆书院的初衷是，很多人用阴谋论、妖魔化来解读金融。这是不对的，金融是实实在在的学科，有自己的规律，能用逻辑和理性来解释的。他办读书会，就是要启蒙大家，用理性看待世界，没有神话，也没有阴谋。现在，读书会横跨“金钱”、“权利”、“历史”、“艺术”四个领域。读书会将公民权利列为话题范畴之一，任志强解释是“因为中国缺少公民权利，所以需要特别讲”。
书院数据库积累了近14万读者数据，年龄段集中在28岁到35岁。这正是一群有一定工作经验，对一些问题有模糊感知，需要思考得更深入的人。他们来这里，学习时代大势会是怎样的，看看老年人走过的路，自己可以少犯一点错。座无虚席的读书会，让王巍重温80年代社会上的读书热，他说：“这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经过30年的野蛮生长，思想的价值在回归。很多人不仅仅满足于私人阅读，还需要在公共场合声气相求。
王巍说：“我不大关心如何教育社会，我更关心表达自我。我需要有书院这块地儿让我玩一下，玩出正能量。”“书院”这个名称是王巍的坚持，他觉得“读书会”太土了。“书院”蕴含着他的期许，一位读书人内心深处与古代四大书院比肩的向往。
任志强更看重“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认为这个世界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努力地用读书会去影响更多的人。”他不喜欢励志书，觉得书不是拿来学习如何成功的。读书会推荐的书大部分是提出问题，让你独立思考，通过问题寻找答案。“我们的要求非常明确，我们撒一粒种子告诉大家，你要独立思考。哪怕你得出的结论和我不一样，也没关系。从不同角度看我们推荐的书，一定会能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就不会变成乌合之众”。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黄威几次参加读书会，他说：“老师教东西一般会要求你该怎么样。读书会就是把观点放你眼前，你接受与否，你自己决定，你觉得好，你就拿去，觉得不好也没关系，肯定还有别人觉得好。”
两位企业家，办成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影响最大的读书会。《读书》杂志主编打电话给王巍：“《读书》这些年一直想办的就是这件事，没有办成，你们办成了。”王巍回答：“你们那个时候不容易，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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