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伟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 有一天，有个人要在北京厂桥、新街口、平安里和后海一带方圆几平方公里居住着几十万人的地区找一个人，要找的人是李连杰(微博)的前妻，满大街打听李连杰前妻的人叫卓伟。他只知道李连杰的前妻居住在这个区域，具体在哪个位置他并不知道。最终，这次大海捞针式的寻找没有让卓伟找到他想找的人。这也是他少有的几次出手无果的行动。

　　提起卓伟，娱乐圈的人都知道他，他可能是现今中国唯一一个让娱乐圈的人士忌惮的人，因为卓伟神出鬼没，总能在明星们认为别人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现场，然后把这些爆炸性八卦新闻通过媒体公开出来。

　　十几年来，虽然曾经有过不少人加入过狗仔队的行列，但是都退出了，目前卓伟仍是唯一的狗仔队，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不再像寻找李连杰前妻那样大海捞针了，他早已把明星们的行踪摸得清清楚楚，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时出现在明星的面前。另外，他的狗仔队生涯在2010年有了质的变化，从个人单打独斗变成了一个团队，进而变成公司化经营，这也让卓伟在追逐明星的道路上更加得心应手。

　　卓伟之所以一直能坚持下来，倒不是因为他总能第一眼看到明星不为人知的一面给他带来的乐趣，而是他喜欢这个职业，他喜欢做记者，喜欢把新闻真相告诉读者，这是他坚持下来的动力。卓伟说：“我们总说知情权，这知情权也包括我们对一个公众人物的知情权。我们不能只看到他好的一面，也应该看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可能另一面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品质。咱们中国人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总认为那些公众人物、名人在事业上那么成功，他们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是相反的。在这些你看到的光环背后，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丑恶、肮脏的交易。中国充满潜规则，可能一个人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潜规则来获得的。当他获得成功以后，他肯定告诉人家，他不是靠潜规则获得成功的，他依靠的都是那些正能量。可是他们依靠正能量在社会上真的能获得成功吗？实际上，像经历过人世浮沉坎坷的人，他都会明白，这个正能量到底真正在一个人的事业和成功的道路上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篇新闻改变了他人生方向

　　卓伟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就像一个贫民窟，放眼望去，在他生活的区域内，基本上没有几个有文化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卓伟萌发了一个梦想，长大后做记者。在做记者之前，他在工厂做过文秘，由于他喜欢电影，后来辗转去了电影院做服务员，同时也给报纸写影评。2000年，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天津《每日新报》成立了娱乐新闻部，招聘记者，卓伟幸运地当上了记者。

　　卓伟做了记者，在他身边的人看来，这才叫有出息，社会地位也比过去高了。卓伟很珍惜这份工作，也很努力想把采访报道做好。卓伟说：“刚开始的时候任何经验、关系、人脉都没有，也是靠自己一点点去拓展关系，提高自己，去发现新闻。很多时候我是从网络上发现新闻线索。还有一些是跟圈里人接触、聊天，看会不会发现一些新的线索。”当时卓伟写的一篇《长影厂卖摇篮织风景》第一次让他意识到做娱乐记者也会引起麻烦。报道出来后，长影厂找到报社，要起诉报社，说是假新闻。当然，最终长影厂还是把地给卖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工作还真是挺危险的。当时我刚刚入职四五个月，就吓一跳，报社差点就把我给开了，幸亏我们领导保我，叫我改了一个名字，接着干。”

　　但卓伟注定是一个要惹麻烦的人。他在采访一个剧组的时候，听说张艺谋可能当电影局局长，也没有核实，就把报道写出来了，结果又引来一些麻烦。但直接导致卓伟被报社开除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姜文参观靖国神社》的报道。他说：“我在《朝日新闻》的网站上看到《鬼子来了》在东京上映，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有点意思，就把那个打印下来，让人翻译，才知道《朝日新闻》驻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姜文。姜文就在这个报道中提到他去过靖国神社，后来我去采访了《朝日新闻》驻北京的这个记者，证实了这件事，但是他也是说是去参观，不是去参拜。但是报道出来后影响很大，大家觉得毕竟姜文是公众人物，虽然只是去参观，不是参拜，但可能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篇报道，卓伟被报社开除。卓伟说：“当时我肯定对新闻记者这个行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我只是觉得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一，我喜欢看书，喜欢写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爱好跟自己的工作联系起来；第二，干记者好像社会地位还比较高，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但是，对于记者这个工作怎么去干，我还是很模糊的。”

　　丢掉了热爱的记者工作，卓伟到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这段时间，卓伟几乎是度日如年，他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再回到媒体，继续做记者。终于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光线传媒当时接手了一份报纸《明星周刊》，卓伟成了这份报纸的记者。当时《明星周刊》跑电影的记者已经到位，卓伟不能再去跑电影口了，报社领导给他分配一个工作：跑重点新闻。卓伟想，去剧组探班或者跑新闻发布会，肯定不算重点新闻，那到底什么叫重点新闻呢？他还在《每日新报》的时候，有一次去香港采访《尖峰时刻2》剧组，第一次看到香港狗仔队的报道，这件事启发了卓伟。

　　“我认为对这种明星八卦的娱乐消遣消费上，不管是大陆读者，还是香港、台湾读者，或者世界上哪里的人，口味是一样的。一个香港记者告诉我，那一天晚上成龙过生日，现场有一个庆祝活动。晚上我到了现场，结果看到成龙、章子怡、梅艳芳在片场旁边的一个餐厅吃饭，外面守着一帮香港记者，我们都在外面等着。后来他们吃完饭出来，让我们拍。最后过生日，成龙喷香槟，把章子怡给抱起来，章子怡热吻成龙，当然我们摄影也跟着香港记者一块拍。结果那张章子怡热吻成龙的照片就放在《每日新报》的头版，并且放很大。当时我就想，这个章子怡成龙片场过生日，章子怡献香吻，就是一个八卦，跟电影也没多大关系，但是最后也被《每日新报》放在头版，并且是最大的照片。香港第二天的娱乐新闻头条肯定也是用的这张照片，然后紧接着就传出成龙跟章子怡有绯闻，章子怡又跟成龙的儿子有关系。所以觉得，不管什么地方的媒体，对真正的新闻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虽然这个跟他们拍戏无关、工作无关，但这可能就是最吸引眼球的。”这是卓伟第一次对八卦新闻有了直接认识。“等我到了《明星周刊》之后，我就觉得既然要做重点独家新闻，明星的八卦、感情这一块肯定得做。”

卓伟第一次以狗仔队的方式拍到王菲与李亚鹏(微博)

　　初试狗仔

　　2003年5月，卓伟第一次用狗仔队跟踪偷拍的方式做独家新闻，从此，中国狗仔队正式诞生了。可是卓伟并不知道他要跟踪的明星住在哪里、开什么车、车牌号是多少。尤其是，北京很大，这让卓伟很难获悉明星们的动态。

　　卓伟第一次跟拍的是刘晓庆(微博)。当时刘晓庆出狱的消息是他在采访一个跟刘晓庆合作过的演员时知道的。“人们一年多没见到刘晓庆了，这一年多她变成什么样子了？是胖了瘦了，老了还是憔悴了，这个东西是有卖点的。”在刘晓庆出狱的头天晚上，卓伟和《明星周刊》的摄影记者冯科去了秦城监狱。

　　提起冯科，也许人们不知道，很多明星的八卦照片都是他拍的，卓伟负责写文字。为此，冯科还被剧组的人打过，相机被扔进河里。卓伟也没有想到会和冯科成为搭档，而且这一搭档就是10年。卓伟说：“我们俩最初也没有结成一个搭档，他那时候是个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就是发布会你也可以拍，探班、专访都可以拍，并没有说让他去当狗仔队去偷拍。而且领导也没有让我去干狗仔队，报社也没有任何支持。只是我自己觉得要做独家新闻，得用非常规的途径和方式——就是偷拍和跟踪，是我自己有这个意识。但我不是摄影，我就跟冯科聊，他还是对新闻职业有点追求的，希望能做点好新闻、大新闻。慢慢我们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卓伟和冯科在秦城监狱外面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别的媒体也陆续来了，他们当天没有拍到刘晓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出去的。“后来听说她一见门口有这么多记者，就推迟了一天，也有的人说她坐别的车蒙着面出去了，反正我们是没有拍到。后来我们又去了刘晓庆住的别墅，进了别墅去找去问，也没有见着。最后冯科装成一个民工混进了别墅，他也不知道刘晓庆住的别墅门牌号，听人说刘晓庆的别墅中间有一个喷泉，就在周围，他就躲在正装修的别墅里面。冯科进去的时候也没带吃的喝的，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最后也还没有看见。但第二次还是拍到了，有人告诉他刘晓庆爱打羽毛球，经常去一个地方练羽毛球，然后他去那儿就拍到了。应该说用这种偷拍的方式第一个拍到的反响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刘晓庆出狱的首度曝光。”

　　卓伟第一次以狗仔队的方式面对的是王菲和李亚鹏。当时他听说王菲和李亚鹏谈恋爱，因为不知道他们都住在哪里，就四处打听，得知他们经常去女人街星吧路的一个酒吧。“酒吧的服务员说他们是经常来这里，我告诉他说下次他们再来马上给我打来电话。结果当天晚上零点，服务员就给我打电话说，说王菲、李亚鹏还有赵薇、韩红(微博)(微信号：hanhongweixin)都来了，我们一听马上就奔过去。但是当天他们警惕性特别高，好像怀疑有人盯着，最后王菲跟李亚鹏出门的时候没有拍好，两个人分别坐两辆车走的。后来我就跟着李亚鹏，到了他住的别墅。那个时候北京也没有狗仔队，明星也不像现在家里有好几辆车，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一辆车，警惕性也没有现在高。结果跟到李亚鹏家了，接下来才展开跟踪，然后跟了他有半个月，发现有一天李亚鹏去机场接王菲，然后就拍到了。后来又拍到李亚鹏跟王菲从别墅出来，去丽都饭店喝下午茶。”卓伟回忆说。

　　王菲和李亚鹏的恋情第一次通过媒体曝光，引来不少争议。卓伟说：“与现在相比，那时我们的经验特别少，资源特别少，所以干得也特别艰难。然后出了一篇新闻，人家还骂你，说你真无聊，为什么不去盯盯贪官，天天跟在明星后面转之类的话。但现在我发现有一个可喜的变化，我也经常看网上的留言跟帖，发现骂我们的人少了，不像以前，我们做一个跟拍八卦出来，很多人骂你。现在也有人会说你无聊、可耻，但是明显地减少了。人们对这种新闻也开始一点点接受了。”

　　开始，卓伟并不是每次都像拍到王菲和李亚鹏那样幸运，有很长时间他出门后不知道该到哪里找明星，所以，最初他只能去偷拍一些电影大片的剧照。

　　由于当时的电影大片在宣传推广之前，演员的造型设计都保密，这就给卓伟提供了机会，你不是保密吗，那我给你解密。卓伟和冯科俩人联手去偷拍剧照。

　　电影《十面埋伏》在北影厂拍摄内景时，卓伟有了机会去“探班”。头一天，他和冯科去摄影棚里把地形勘察了一遍。“他们在摄影棚里搭了一个妓院，摄影棚有几层楼高，但有铁的扶梯，上面有各种管道。如果要在摄影棚里面拍，只能在上面的管道中埋伏下来，居高临下地拍。冯科跟香港的狗仔约好第二天一起过来。但第二天早晨，他给香港记者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就自己去了。他换了一身衣服，像个剧组人员，晃晃悠悠，当时现场正忙弄灯光搬道具，也没有人注意他，他就混进去爬上管道，在上面他看到了那个香港的狗仔队。章子怡和刘德华的造型都给拍到了。”

　　接着，卓伟和冯科如法炮制去横店拍《无极》现场。在拍摄王在城楼上被射死的那场戏，剧组搭了一个王城，并且把王城封了起来。如果想拍到现场演员，必须翻过城墙，从高处拍摄。“因为皇宫的城墙非常高，我们弄个梯子，每天凌晨四五点钟爬上城墙，上面有个角楼，爬到角楼上能看到他们搭的王城，然后拍下来。后来《无极》上映宣传的时候，陈凯歌(微博)说他们看到偷拍的照片了，出来以后就想这个是怎么拍的呢？看角度应该就是在那个角楼上。结果工作人员上去发现有易拉罐、丢弃的军大衣。陈凯歌说不知道是可气还是可敬，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得冯科还挺感动。”

　　最初，卓伟只是想做一个记者，却误打误撞做上了狗仔队。当他成了狗仔队，别人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别的记者有些不同了。他写的新闻通过媒体发表后，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很有成就感。我就是觉得，那么多报纸千方百计想做做不到，但我们能拍到、做到。”

辛苦奔波、不被人理解，有时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这一切都是狗仔队要面对的。

　　在绝望时自己安慰自己

　　《明星周刊》并没有存在多久，很快停刊了。冯科去了新浪，卓伟去了《新京报》。在《新京报》工作，第一次让卓伟感觉到疲惫。在报社他也没有固定要跑的口，领导就是告诉他去做调查新闻，做独家新闻。用狗仔队的手段做日报新闻，而且还没有专门跟他的摄影记者，这让卓伟有些吃不消。那时，卓伟在跟踪的时候有些绝望。他说：“记得有一次，有人传言陈建斌(微博)对蒋勤勤家暴，后来又说蒋勤勤怀孕了。我打听到蒋勤勤家住址，就来到蒋勤勤家小区门口。我也进不去，就在门口等着，觉得非常不靠谱。但是我心里有那么一线希望，出来进去的车我就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蒋勤勤和陈建斌。我当时那种心理是特别无助，只知道人家可能在里面住，但你也不知道人家开什么车，不知道人家住的哪一栋楼，别墅你又进不去，你只能靠进出的车在那里看。后来我给冯科打电话，让他过来接着盯，我当时觉得特别无助。实际上，我这个人有点拗脾气，越是有人骂我，我就越要去干。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事情无聊，没意思，那我也要去干。别的记者舒舒服服去跑会拿红包，我就做这个新闻。我觉得我的新闻比他们的有价值，我培养出来的能力经验是我自己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会跑一辈子。而且我总说，当以后回顾自己职业经历的时候，我肯定会说哪条新闻是我做的，他们总不能跟别人说我参加了100个发布会，拿了100个红包吧？所以我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就是源于对这一份职业的热爱和追求。”

　　在《新京报》，卓伟做的最轰动的一件事就是他的一篇报道惹怒了窦唯，窦唯跑到报社楼下把编辑的车给烧了，为此窦唯受到了行政拘留处罚。谈到这篇报道，卓伟说：“当时我看到窦唯接受采访时说唐朝乐队主唱丁武玩处女，我就采访了丁武的太太。她说让窦唯去精神病院看看病。那时窦唯跟高原离婚了，窦唯说高原找他要百万赡养费。实际上，高原根本没有找他要钱，他也没钱，一个月就给高原5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们结了婚以后住的还是高原的房子。所以高原看到他的表态就特别生气，有一个朋友找我说，高原愿意接受我采访。后来可能她还有顾虑就没有接受采访。我说我写点问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她后来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几个问题，我登在了报纸上。我觉得把采访对象逼急了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你是假报道把人给逼急了；另一种可能是你是真报道，但你触动了他的痛处，把他给逼急了。”

　　大概是以前有过失实报道的教训，所以卓伟在写每一篇报道时都很慎重，要做到有图有真相。但是关于他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说：“我发现那些名人都有一点毛病，总觉得别人好像要害他们，他们有两种最典型的心态：一种是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一种是认为别人总是要借他炒作。很多照片都是我们自己现场拍的，被拍的两个人有一方是名气比较大的大腕，另一方可能就不太有名。实际上我们跟谁都不认识。总有人认为是一方安排我们去拍的，想借他炒作。这种事我不干。”

　　辛苦，奔波，有时甚至还要冒着危险，还不被人理解，这是狗仔队要面对的。卓伟也不例外，再热爱这份工作，也会有疲惫的时候。“绝望、虚无、疲惫，甚至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做得没有价值，这些肯定都有过，关键就是得靠自己去调节。我从书上来找一些启示，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我看过一篇文章(微博)叫《为时迁鸣不平》，那篇文章说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时迁排在倒数第二位，但是他说时迁的功劳比那些排在前面的人都大。三打祝家庄，时迁进入了祝家庄，把那些坑都标上了记号，才打下来。打大名府，时迁进了大名府，火烧翠云楼，里应外合才打下来。时迁盗甲骗徐宁上山，才破了连环马。有些人，比如关胜之类都排在前面，但是他们有什么战绩呢？没有写。要是按照战功和战绩，时迁不应该排在最后几名，他应该还得排在三十六天罡，而且还得是靠前的。为什么要把他排在倒数那几名呢？就是因为时迁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他采取的手段都是非常规手段，这对于时迁来讲是不公正的。战争不在乎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因为兵不厌诈，它在乎的是结果。在中国人传统道德观念里面，肯定是带有某些偏见的。但对于记者来讲，不管是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你的手段不违法，我做到新闻才是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你要是天天去跑会，天天去发会稿，没有人会骂你。”一转眼，卓伟的狗仔队生涯已有十余年。“我们也是一步一步，一路坎坷艰辛走过来的。”卓伟说。

张艺谋的妻子陈婷与孩子们

　　在逆向思维中寻找疑点

　　在《新京报》做记者的时候，正值郭德纲蹿红。卓伟觉得很奇怪，自己是天津人，也喜欢听相声，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郭德纲呢？于是卓伟就去天津调查，才知道郭德纲曾在天津红桥文化馆工作过。“我发现他从来不提他在天津的事情，直觉告诉我这里面有点问题。所以我就去天津红桥文化馆，找到文化馆的干部，后来知道他曾经拜杨志刚(微博)为师。通过调查发现，他曾经在单位贪污公款。当时是九几年，他师父是馆长，单位装修，师父给他钱去买装修材料，他就从中拿了大概1万块钱，差点被红桥文化馆开除，后来是他师父和他爸爸给保下来了。后来郭德纲离开了文化馆。”

　　还有一件事，也让卓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本文开头说他曾经在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寻找李连杰的前妻未果。当卓伟看了李连杰演的电影《霍元甲》后，他发现按电影叙述，霍元甲没有后代了。但他知道霍元甲的后代就在天津的小南河，卓伟便去采访霍元甲的孙子。结果霍家把李连杰给告了。后来有人把李连杰的前岳父岳母介绍给卓伟。之前卓伟想找到李连杰的前妻，是因为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离婚时把房子和存款留给前妻了，卓伟总觉得里面有问题，当他找到李连杰的前岳父后，终于搞清楚李连杰在离婚时并没有给前妻留下存款，房子是贷款买的，后来被银行收回去了。

　　把传闻变成现实

　　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发现他和报纸的风格越来越不相容，他喜欢用偷拍跟踪的方式报道八卦新闻，所以工作不到一年，他便辞职去了《南都娱乐周刊》。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卓伟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资源，在他的眼里，一幅完整的北京娱乐明星地形图慢慢被勾勒出来。卓伟说：“娱乐圈开新闻发布会，我都会去，要是以前没有盯过的明星，我就会跟着他回家，这个人住哪儿、车牌号是多少，一点一点就积累起来了，后来形成一个系统的资料库，之后他们住址、车牌更新，我的资料库也会随着更新。”

　　盯什么人、怎么盯，是有讲究的。首先，这个明星要有一定关注度，这样拍出来的新闻才有轰动效果。其次，要时时刻刻留意他们的新闻动态，一些常规报道成了卓伟下手的参考信息。甚至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也得当回事去分析。他举例说：“有传言说赵薇跟王励勤好了，但没有人拍到过照片，我知道她家的住址和车的型号、车牌号，跟着赵薇回了她的家，但是盯了几天没有发现新情况，上网一看新闻，才知道王励勤在外面打比赛，要29日才回北京，我们在29日去赵薇家盯，就拍到了他们。前段时间听说汪峰(微博)(微信号：wangfengmusic) 和章子怡好上了，我们盯了20多天才拍到。”

　　过去，即使是靠一些公开的新闻报道分析明星的行踪，也常常会扑空，卓伟说他有过盯了人家好几天，后来才知道人家早就不在北京了的情况。“现在有了微博，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查查微博，大概能知道他们在哪里。”

　　最让卓伟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离婚。当时他在微博上看到他们俩去乌鲁木齐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卓伟凭直觉判断不像是参加公益活动，肯定有什么事情，便准备去一趟乌鲁木齐。就在这时，汪峰的经纪公司找到他，希望不要发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稿子，这件事把卓伟绊住了。“结果汪峰13日在微博上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他要不是知道我们拍到他和章子怡的事情，他能自己爆出离婚的消息吗？他也知道压不住了，早晚要爆出来，所以他先爆出来自己离婚。”结果，他既没有拍到王菲和李亚鹏，也没有提前把汪峰和章子怡恋爱的消息发出来。

　　每一条爆炸性娱乐新闻的爆出，背后都有一段漫长甚至麻烦的等待。当初卓伟盯夏雨(微博)(微信号：xiayu1028) 和高圆圆，前后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卓伟知道高圆圆和张亚东分手了，夏雨和袁泉也分手了，恰好这时夏雨和高圆圆排演孟京辉的话剧《艳遇》，卓伟感觉这俩人会有事儿，决定先盯高圆圆，看看她有没有新男友。他和冯科去地安门国家话剧院排练场等候，结果冯科上厕所时碰上了高圆圆。当排练结束后，俩人便跟着高圆圆离开了排练场。路上，他们发现后面有车在跟踪他们。没一会儿高圆圆给冯科打电话，说她现在还没男友，别盯了。冯科脸皮儿薄，就说别盯了。卓伟说，那咱们去盯夏雨。

　　“当时我们不知道高圆圆住哪儿、开什么车，也不知道夏雨住哪儿、开什么车，都是这么盯出来的，积累出来的。最后终于盯出结果，这个时间跨度是两个多月。话剧《艳遇》终于在保利剧院公演了，演出结束我说再盯盯夏雨，然后就看见高圆圆上了夏雨的车，他们一块儿开车到了簋街，后来剧组别的人也来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我跟冯科说，‘你说一会儿吃完饭，高圆圆会不会去夏雨家？’冯科还说，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嘛。结果吃到半截儿的时候，高圆圆的助理开车来了，接上高圆圆先走了。高圆圆家在西边，夏雨家在东边。我说如果她的车朝西边走，咱就不跟了，如果她的车朝东边走，咱们就跟。结果她的车真的朝东边走了……”

　　卓伟常常拿一句话鼓励自己：死死盯住，必有好处；盯住不放，必有进账。

郭德纲别墅的违建全部拆除后的样子

　　从单打独斗到公司化经营

　　事实上，不管卓伟供职哪一家媒体，单位都不会给他提供相应的资金或物质上的支持，某种程度上他仍像一个编外人员。因为单位的领导都知道他可以搞定一切。卓伟也没怨言，他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有平台把他的新闻传播出去，他就很知足了。

　　可实际上，这种跟踪式采访报道，成本往往比常规采访要高。在去了《南都娱乐周刊》后，卓伟看到，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八卦新闻越来越有市场，所以卓伟又找了两个帮手，在2006年11月份成立了风行工作室，专门给媒体提供独家新闻。卓伟说：“工作室成立之初，我们就挣一点微薄的稿费。除去租车、人员工资外，实际上所剩无几，但是我很开心。我觉得干这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我的一点新闻理想，我特别感兴趣。我有工资和稿费可以拿，也知足了。2010年10月成立公司，拍这些新闻可以提供给自己所在的媒体，我们有工资和稿费，额外的收入也够支付租车、摄影等等的开销。成立公司之前一年，收入渐渐多一点了，但也就是从三四万到五六万元，因为我们工作室在业内也有些知名度了，找我们合作的媒体渐渐多了。收入提高了，我们的人员也增加了。”

　　但是卓伟认为狗仔队的工作远远比常规记者辛苦，即使现在条件好些了，但还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每周必须玩命工作才能完成工作量。他说：“现在人手比较多了，信息面也比较广了，产量也能完成。刚开始工作室草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一周都得工作八九十个小时。我觉得，我们中国狗仔队起步晚，但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长要远远超过外国的狗仔队。为什么呢？就像戴安娜王妃死了，最难过的是那些狗仔队，因为他们的摇钱树倒了。一个狗仔就盯这几个人，比如盯戴安娜、盯凯特王妃，一年拍两三条就OK了，就生活无虞了。而且人家有版权保护，高价卖给一个杂志，谁要用就要来买版权，谁要是侵权就可以告他。在中国可能吗？我们的照片只要杂志一登，马上就被扫描、翻拍。我们的视频只要一给网站，立马被到处转载。我们能去告吗？我们哪有那个精力啊，告也告不赢。所以就得要求我们玩命儿干，人家可能一年拍两三条收入就挣够了，我们现在一年得拍一两千条，一个月就得拍100多条，一个人要拍很多人。很多人认为，中国狗仔队遍地都是。实际上，加一块儿就我们这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我们有时候一天拍好几个人，这几百个明星就我们这十几个人盯。”

　　2010年之后，由于风险投资的注入，视频网站开始崛起，他们需要大量的内容。卓伟觉得机会来了。“2010年之前，我们也有过想法，就是拍照片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拍点视频，然后把视频卖给视频网站，但是了解之后发现，当时偷拍的视频市场需要还很小，给的报酬也不高，后来我们就没有花心思去做。但是从2010年开始，很多网站都做视频了，视频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突破传统照片形式后一个新的工作方向。从2010年四五月份我们就开始增加人手来从事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工作。”

　　现在，风行工作室有8个摄影、4个司机、2个视频后期，再加上卓伟和冯科，虽说每个月开销挺大，但现在基本能实现略有盈余。卓伟说：“我特别庆幸的是，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团结。我们摄影说，我们干这个也不是完全为了钱，是对这个工作的热爱，有时候也能得到一种成就感。”不干违法的事，不做交易

　　实际上卓伟在从事狗仔队的过程中也有发财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比如，前段时间有个人找到卓伟，此人专门帮人催债和查婚外恋，想跟卓伟合作。“他们觉得娱乐圈活钱比较多，进入的话以后有钱挣。他们能进入邮箱，有汽车跟踪器，包括水军什么的。我们公司人员比较少，主要就是做新闻。也有人来找我们策划和炒作一些事情，第一我们不愿意这么做，觉得没意思，第二和我们从事这个职业的愿望相违背。我们目前手头的设备没有违法的。我们只有一些微型摄像机和针孔摄像机，也都是在公众场合使用，是为了不让人发现。窃听器和跟踪器我们不用，使用就涉嫌违法了。我们第一就是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第二就是不违法。《世界新闻报》就是窃听别人的手机通话，后来引起轩然大波，默多克的儿子都被免职了，最后还关掉了《世界新闻报》。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肯定是有底线的。我做新闻的底线就是法律和真实性的原则，我一直也是在恪守。”

　　同时，卓伟也从来不跟明星做交易。曾经有些明星被偷拍了之后找到卓伟，希望私了，但卓伟都拒绝了。卓伟说，有一次卓伟拍到了韩庚和一个小牌艺人约会谈恋爱，韩庚经纪人打电话询问此事，卓伟说没拍。后来照片发表了，经纪人说不是没拍吗，怎么还是给登出来了？卓伟对经纪人说：“这条新闻是我们年度计划新闻之一，我们拍一条新闻有时候得费很大的工夫和时间。我们大家伙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拍到了，我要是告诉您是我们拍了，您肯定要给我点稿费，让我们别发。”卓伟说：“我不发的话，怎么面对下面的摄影呢？以后再说话他们还听吗？我不能让下面的人觉得我是在用这个东西挣钱。如果大家要都这么看，就丧失了对这个工作起码的热爱。而且也容易形成敲诈。”

　　当然也有一些娱乐公司和明星找过卓伟，希望能合作炒作，但是基本都被卓伟拒绝了，卓伟说：“这种情况经常有，曾经在有段时间还不少，基本上我们都是拒绝的，从心底里我就比较厌恶这个，因为这样有些愚弄读者。现在娱乐产业发展很快，很多人都想走红，红了以后名利滚滚来。如果按照以前那样靠拍戏和创作走红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很多人就想要采取宣传和炒作手段。曾经有人找过我们，希望通过偷拍来制造新闻话题。我对这个也并不是完全的拒绝和排斥，我主要是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这两个人本身就发生了恋情，或者说这个女的怀孕了，她想通过这种方式逼对方娶她，像这种真实的新闻，有时候当事人不方便自爆，想借媒体来引爆，这种策划和偷拍我基本上还是能接受的。但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我们是拒绝的。”

　　卓伟说他偷拍到的照片基本上都能发表，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发表的每年可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比如他曾经偷拍到内地著名女演员和新任男友的照片，但是这个男友太有背景了，一个电话直接打到编辑部，稿子就撤下来了。也有一些经纪公司知道自己的艺人被他们偷拍了，前来公关，但卓伟能拒绝的都拒绝。卓伟说他还没遇到过威胁恐吓的情况，顶多是对方发短信很委婉地说：“差不多就行了，如果还这样我们会采取我们的手段……”

卓伟三赴南京才拍到高圆圆与赵又廷

高圆圆与赵又廷

　　无限接近和无限远离艺人

　　在工作中，卓伟要无限接近那些艺人，但在生活中，卓伟一直与艺人们保持很远的距离。卓伟说：“我不会跟他们成为朋友或者特别熟，我做这个工作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跟他们交朋友，我跟他们也交不上朋友。有些艺人能接受我们，他们觉得你拍没事，在公众场合你也不可能拍到太劲爆、太过分的照片，只要你不瞎写，只要新闻报道是真实的，他们心里就还能接受。他就怕你回头照片跟文字是两回事，他们反感的是这种。”

　　但是山不转水转，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时候。陆川(微博)在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有传说他跟高圆圆好了，卓伟决定去天津拍摄现场看看情况。当他从剧组入住的酒店出来时，正好碰上制片人，制片人认识卓伟，知道他是来偷拍的，就说：“你是要偷拍吗？”后来，制片人给卓伟打电话，说陆川希望跟他聊聊。卓伟说：“其实是这么回事，有一个女演员叫唐一菲 (微博)，就是和姚晨前夫凌潇肃一起的那个女演员。唐一菲去天津，跟陆川两人牵手去喝咖啡，然后被网友给拍了。这事实际上是安排的，那女孩就想炒作一把，但陆川特别气愤，所以他找媒体要说这个事，正好我在那儿，陆川对我特热情，带我看他的工作间、剧照，还给我看了看电影毛片。然后给我介绍他睡觉的房子，我一看就一张床。他说：‘我早就发誓了，在我拍完这个电影之前，我绝对不过性生活。’正聊着呢，高圆圆进来了。高圆圆人还挺好的，就坐那儿，瞪着无辜的大眼睛就看着我。反正我觉得还好，对我态度都还挺好的。其实我很少跟他们见面，陆川那次是赶上了。有一回在酒店，我进去一下看到黄晓明(微博)(微信号：lovemingzone)和他的经纪人黄斌。黄斌原来是《新闻晨报》的，跟我倍儿熟。他说：‘卓伟你来啦，晓明在这儿，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说不用了。”

　　多数情况下，即使狭路相逢，明星们还是对卓伟很客气。有一次卓伟偷拍顾长卫，他从燕莎追到电影学院，又从电影学院追到阜成路。最后顾长卫只好把车停下，下车后说：“你就是卓伟啊？”卓伟点点头。顾长卫说：“那咱俩合个影吧。”

　　人身安全与跟踪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明星都像顾长卫这样客气，有些人往往会放出狠话，吓唬一下卓伟，而有时候，他们当场就会被打。卓伟说：“窦文涛和黄健翔一直耿耿于怀，窦文涛和一个女的在车上被我们拍到，听说窦文涛那会儿都快崩溃了。黄健翔也是恨我们，说要打我们。郭德纲也是说要找人打我。反正是有人特别恨我们，要找人揍我们的。像郭德纲的别墅侵占绿地就是我们爆出来的，北京电视台看见我们的报道后过去采访，结果被他们打了。”

　　狗仔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职业，如果遇上一个混不吝的人，可能就会被打。但这么多年，卓伟在现场还从未被打过，顶多是推搡，而且多数来自明星的“粉丝”。而他手下的摄影，由于目标比较明显，倒是常常被打。卓伟回忆说：“冯科干狗仔队以后，被人打过，进过派出所。我们好几个摄影，有人进过派出所，有四个被人打过，有一个人还被打过两次。还有莫少聪吸毒被抓起来了，我们记者和摄影追他，结果被他们剧组的人把我们司机和摄影也给打了。我们会报警，在行政处罚结束之后，我们也会提出赔偿。莫少聪那次打人，对方答应道歉，然后进行一些赔偿，在警方的调解下没有进入诉讼程序。”

2012年，章子怡与撒贝宁(微博)传出恋情

今年2月，董洁(微博)与王大治被拍共同出行

　　除了人身安全之外，跟踪偷拍也有成本，在北京还好，如果离开北京，成本就高了。而一条新闻换回来的可能只是成本的零头。在偷拍高圆圆和赵又廷时，卓伟他们一共去了3次南京才拍到。他说：“高圆圆、赵又廷也好，杨幂(微博)(微信号：miniyangmi)、刘恺威(微博)(微信号：hawicklaw) 也好，章子怡、撒贝宁也好，刚开始就只是一个八卦，只是一个传闻，我们用我们工作的手段，最后让它们变成了新闻现实。”但是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的成本确实很高。当时高圆圆和赵又廷拍电影《搜索》，有人说这俩人好上了，但是没有证据。当赵又廷在南京拍《致青春》时，卓伟发现高圆圆去了南京。“第一次是冯科去的，他不知道赵又廷住哪儿，就找赵薇的剧组。从一个大学生那儿了解到他们住在理工大学宾馆，但赵又廷不住在那儿，只好盯剧组。终于赵又廷来拍戏了，但高圆圆又回北京了，最后一天才知道赵又廷住紫荆山庄。第二次我们去，那几天赵又廷没有戏，盯了5天，他跟高圆圆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所以得想办法确定赵又廷在几层、哪个房间，什么时间段把房间的后窗户打开，会整理房间，然后我们就到那里拍。第二次我们还只是拍到了两个人单独出现在房间里。第三次我去了，有前两次打下的基础，我们就轻车熟路了，我们5点多到，8点多钟两人出来散步，我们就拍到了。为这一条新闻做这一整套的工作，对于一般的人来讲不可想象的，我们为了拍这条新闻花了得有1万多块钱。包括去广东拍章子怡、撒贝宁，来回机票、包车、追车，也花了不少钱呢。”

　　卓伟在拍到这些八卦后，也一样感到满足，他说：“我们去广东拍章子怡和撒贝宁，在山里面追了5个小时的车，最后终于拍到了，当时的感觉就是欣喜若狂。但我最大的快感是拍到的新闻被广泛的传播，这个快感、荣誉感、成就感是远远超过我在第一现场捕捉到拍摄对象的那种快感。”

　　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卓伟身上有股执拗的韧劲儿，这股韧劲儿让他面对明星，不管是咫尺还是天涯他都会跟踪到底。董洁和王大治就是被卓伟他们盯出来的。卓伟说：“我们之前就知道董洁和王大治好上了，我们摄影拍到过董洁和王大治一起吃饭、离京的照片。但是照片的说服力不足。实际上这时候董洁和潘粤明(微博)已经彻底撕破脸了，双方在网上展开骂战。董洁还发了一个声明，说潘粤明雇狗仔队盯了她一个多月，什么都没拍到。当时我就特别气愤，我们盯董洁，并不是潘粤明雇的，我们只是听说他们闹离婚，董洁跟王大治好了。这是一个新闻，我们去跟踪，我们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而且我们也没有盯一个多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工作一个极大的污蔑，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拍到。”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卓伟决定紧紧盯住董洁，后来他发现这俩人都去了海口。“但我们的摄影跟他们到了一个市场就跟丢了。我们从下午到晚上在海口到处找，市场里每一个饭馆每一个单间都去看，海口的所有高档酒店都去看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他们。后来发现那个市场的最里面有个公寓，我说会不会就把他们送到那个小区里了？结果第二天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发现了接他们的那辆车，这两人就在这个小区，下午看见王大治出来买烟。我们的摄影跟进去，知道他们住在9楼。晚上，摄影师爬到对面的水塔上，一个人抱住另外一个人的腿，摄影悬空拿相机把他们俩拍了下来。当时董洁认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拍到，只拍到机场的那些东西。她第一天跟王大治回了家，第二天她一天没有出门。第二天晚上，我们拍到她跟王大治在那个房间里亲热。第三天一早，她就坐飞机走了。她认为三天跟王大治都没在公开场合出现过，你们怎么能够拍到呢？何况是住在在9楼。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是爬到水塔上拍的。”

　　卓伟是一个脾气随和的人，但是工作的时候就没那么随和了，他说：“我不否认，可能我身上有一些攻击性，在跟他们的博弈中，我也确实体验到这种乐趣。”

　　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

　　卓伟平时也能听到娱乐圈对他的议论，那些被他偷拍跟踪过的艺人，除了感觉可气、可恨、可怕，更多只能是无奈。一些艺人发现偷拍也是迅速吸引眼球的方式，就自己偷拍。卓伟对此很不屑：“他们自己拍自己，能拍出什么好新闻？只不过就是通过这种偷拍方式，吸引一下眼球。比如最近有什么戏要上或者有什么新闻，他们自己搞一个偷拍，然后找那些关系好的网站发出来。他也认为被偷拍是一种宣传炒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天天有人在身边盯着他，他肯定还是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自由受到了限制。”

　　很多明星被卓伟偷拍过之后，事业和生活也随之受到很大影响，从负面影响来看，他们偷拍郭德纲别墅占地，后来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被打，引起不小的风波，对他个人形象和品牌都带来不少影响。夏雨和高圆圆的地下情被卓伟拍到后，高圆圆有段时间很崩溃。卓伟说：“曾经有记者采访高圆圆，问她从一个玉女明星变成了一个绯闻女星，怎么看这个形象的转变？高圆圆一听就急了。董洁和王大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条新闻是今年2月份爆出来的，从2月份到现在，董洁没有接拍任何戏，就出来参加过几次商业活动，露了几回脸。后来，董洁的朋友托人跟我说她特别崩溃，整个形象都完了，她希望这个阴影能够赶紧过去，如果大家总在谈论这个事情，她就不敢出来工作了，问我们能不能不再拍她。我说那我答应不了，我们就靠这个吃饭的。”

　　卓伟也听到有人跟他讲，因为有他们狗仔队的存在，很多艺人现在都很收敛了，很少再去外面找女孩了。卓伟说：“实际上我们无形中对娱乐圈也起到一种净化和监督的作用。作为一个艺人，当他取得了一定名望和地位以后，公众形象对他来讲肯定也是一个无形的法宝，他也得爱惜羽毛。但靠他自己监督自己、要求自己，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把我们这个工作想的怎么样，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拍点私生活方面的小细节，更多的背后的东西可能还是拍不到的。密室里面那些东西，我们拍不到。”

2013年，汪峰离婚后传出与章子怡的恋情

　　卓伟并不觉得因为偷拍给当事人带来伤害而感到不安，他说：“他们如果没事儿，我怎么拍也拍不到，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在卓伟眼里，他看到的明星从来都不是光鲜的，只能说是真实的，相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他更接近明星的真实，然后他把这种真实传播给公众，让公众去做出判断。他说：“我也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判官的高度上。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人在传统认识上有偏差，他总是把事业上成功的人跟道德偶像画等号。对于一个名人来说，我们推崇他，只是推崇他在自己的专业、事业上的成就。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做人到底怎么样、品德怎么样，跟咱们也没关系，他也不跟我们接触。但是我们媒体也好，公众也好，大家不能人为地把他们捧到一种道德高度上。这些名人毕竟还能起到社会标杆的作用。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因为一个事情被戳破了，可能很多人会有幻灭感，会对人产生一种不太好的心理影响。所以大家不如去认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残缺的公众人物。对那些‘粉丝’来说，我们将很多美好的事情撕碎了再给他们看。我不是说厌恶这个娱乐圈，毕竟这也是社会大环境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是还原这些人的真面目，然后把他们并不光彩的一面爆出来，这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或者感到幻灭。”

　　狗仔队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事业

　　卓伟对新闻的理解并不像很多新闻从业者那样丰富，他的理解很简单，那就是真实、独家、轰动。谈到他做记者，卓伟说这是他自己人生的最大理想。平民出身的他，有股吃苦耐劳的韧劲儿，这也是他这么多年能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他说：“网络出现后，如果你的新闻被网络转载，就像滚雪球一样，舆论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反馈给我的成就感和兴奋感就更大，这就成为我一个特别大的动力。恨无知音赏嘛，谁都希望自己做出来的一条新闻能够越轰动越好。有了新兴媒体，你的新闻不会被淹没，它们会被广泛地传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用百倍的努力去工作。”

　　对于“狗仔队”的称呼，卓伟也从来不觉得是个贬义词，更何况他还能从中获得很多乐趣，这是很多记者体会不到的。“我身边的朋友、家人还真没有人觉得我干这个工作是不体面、不光彩的，也没有人说劝我要放弃。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个苦孩子出身，工人家庭。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大家还是认为记者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所以，他们不认为狗仔队和记者有什么区别。我自己也认为，狗仔队就是记者，是记者这个行业里特殊的一分子，只不过采取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一样。”

　　但是家人也常常为他担心，担心他被报复。尤其是窦唯烧车那件事发生之后，卓伟的弟弟告诉他，那段时间他都不敢上网看新闻，替他担心。卓伟说：“可能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我父母都是工人，从我们家庭环境来说，在他们眼里，我现在已经成功了。我原来只是想成为一个记者，我并没有想要成为中国第一狗仔队，甚至成立一个从事新闻报道的公司，我都没有想过，但是现在我做到了。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和我的家人眼里，在职业上我还算是成功的。我干记者的那一天，就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职业干下去，因为确实是得来不易。我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从工厂进入媒体，成为一个记者；一个是我从天津到北京，从文化记者转型为一个狗仔队，不管是对于职业还是人生，这两个转折对我来讲，都是重生，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时代的。”

　　有一次，卓伟和一个香港狗仔队聊天，那个人感慨人生，说倒退十年，不做狗仔队，做别的肯定比现在混得好。卓伟说，倒退十年，如果不做狗仔队，肯定不如现在混得好。他说：“社会给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普通人只有唯一一次选择权，只有更高阶层的人才会有很多选择权。还有一个就是恐惧，我很害怕回到从前。离开《每日新报》，有9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广告公司，在广告公司简直就是一种煎熬，有志难伸的那种煎熬，我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现在我们成立公司了，人也多了，但是这种危机感有时候更强烈。狗仔队、偷拍、八卦，没有人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很多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职业。但是我先是把它当作一个职业，现在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卓伟做了10年狗仔队，但从来没有人因为隐私权和名誉权把他告到法庭。他一直在适度合法的前提下去偷拍，这或许跟他初入媒体行业因为一篇报道导致他失去工作有关，这一直在提醒卓伟，只要新闻是真实的，他就什么都不怕，而获取新闻的方式不能不择手段。也正是因为卓伟太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他一直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时刻意识到自己做事的底线在哪里，那就是他不会闯入私人空间，不会用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不做违心交易，这比起很多常规记者来说他这方面确实让人佩服。同时，他总是怕这个团队做不好，做不好意味他的事业就完了。“新闻能够让人有成就感也能够让人有挫败感，因为每天的新闻都是新的。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新闻，我的成就感就来了，如果今天我没有，挫败感就来了。跟我们合作的媒体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能做出他们没有的新闻，现在我们也是如履薄冰，如果有一天我们做不出别人没有的新闻了，我们的事业就做不下去了。”卓伟这种时刻感到的危机感跟他的生活背景有关，但也恰恰像一种规则在约束他，让他以正面的心态从侧面去挖取新闻。

　　卓伟说前段时间北京大风降温，他在北京南站坐地铁到劲松，出了地铁站他就开始纠结，是回家还是去北四环跟他们的摄影一起工作？当时已经晚上20点了。“我不想放松，因为有了第一次放松就会有第二次，如果让退缩成为一种惯性，肯定是干不好这个工作的。我和冯科现在带队伍，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传给大家这种轻言放弃的作风，能够坚持还是坚持。”卓伟说想到这里，他又走进了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