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6岁的美国传教士之子芮效卫(David Tod Roy)踏进了中国南京的一个旧书店，找一本色情书。

他要找的是未删减版的《金瓶梅》。16世纪晚期，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了这本伤风败俗的色情小说，讲的是一个腐败商人发迹和衰败的故事。

芮效卫之前只见过一个不完整的英文译本，书中出现过于淫秽的描写时，该版本便适时地转用拉丁语。但在毛泽东于此前一年掌控中国后，紧张的老板们丢弃了道德上及政治上可疑的物品，该书——一本古代的中文完整版——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有机会读一些色情的东西让我感到非常激动，”日前，芮效卫在电话中回忆说，“但我发现，这本书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很有趣。”现年80岁的芮效卫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中国文学荣休教授。

追随芮效卫的读者们也有同样感受。芮效卫花费了将近40年的时间将完这部足本《金瓶梅》翻成了英文，这项工作最近刚刚完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第五册，也就是最后一册——《死亡》(The Dissolution)。

芮效卫刚刚翻译了此书，译本共有五册，尾注达4400余条。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 City, Mo. Photograph by John Lamberton

小说家斯蒂芬·马尔什(Stephen Marche)上个月在《洛杉矶书评》(Th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发表文章，称赞芮效卫巧妙地呈现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明代风俗百科全书式小说，他总结道，译本具有好莱坞式的风格，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与赤裸裸色情描写的结合”。芮效卫的博学多识也让做学术的同事们肃然起敬，他似乎对所有文学典故和文化细节都作了注释。

“他是这样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责任知道一切与这本书有关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些顺便提到的事情，”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中国文学教授商伟说，“完成这样的工程需要一定的执着精神。”

同样，普通读者也需要一定的执着才能读完五册图书，因为该书的篇幅（将近3000页）堪比普鲁斯特(Proustian)的作品，人物阵容（有800多个人物）堪比德米尔(DeMille)的电影，还有类似《尤利西斯》(Ulysses)的平凡细节描写，更别说芮效卫添加的4400个尾注，这些尾注的范围与准确度可与纳博科夫(Nabokov)笔下那些痴迷考据的学者一比高下。

尾注的内容包含小说中一些往往晦涩难懂的文学典故，并有关于“使用凤仙花及蒜汁染指甲的方法”的深入阅读建议，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明代俚语，芮效卫骄傲地指出，连母语是中文的学者都不知道这些俚语的意思。

“这不仅仅是一个译本，还是一本参考书，”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访问学者张义宏说。“这为中国文学及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张义宏正在将芮效卫的一些注释翻成中文，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

然后就是让该书充满魅力的性描写，虽然很少有人真的读过这本书。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只有政府高官（他们奉命研究有关王朝时代腐败的描述）和经过挑选的学者才能看到未删节的版本。如今，尽管很容易在中国网站上下载这本书，但仍然很难找到完整版。

这本书的直露程度甚至让一些西方文学学者感到吃惊——特别是臭名昭著的第27章。在这一章中，名叫西门庆的商人对他最卑劣的情妇进行了匪夷所思的长时间性虐。

“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学生都目瞪口呆，虽然他们早就知道这部小说内容不雅，”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中国文学教授夏颂(Patricia Sieber)说。“性虐待、把各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当做性玩具、滥用春药、各种令人发指的性交，这本书里应有尽有。”

小说中的性描写也对一些现代作品产生了启发作用。谭恩美(Amy Tan)的新小说《惊奇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20世纪初的上海，一名上了年纪的高级妓女被人要求再现《金瓶梅》当中一个格外下流的性爱场面。

“要我说，这里面没有哪个角色是可爱的，”谭恩美在提到《金瓶梅》时说，“但它的确是一部文学巨著。”

不过，学者们急切地补充道，《金瓶梅》的内容远不止是性爱。这是中国第一部与神话或武装起义无关的长篇小说，它关注普通人和日常生活，记录了衣食、家庭风俗、医药、游戏和葬礼的微小细节，还提供了几乎所有东西的精确价格，包括各级官员行贿受贿的数额。

芮效卫说，“这本书对一个道德败坏的社会进行了异常详细的描述。”

芮效卫表示，他的翻译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1939年的英文译本出了一个修订本，把译成拉丁语的淫秽内容转译成了英语。但是，芮效卫说，这个版本仍然省略了许多出自中国古诗和散文的引文，比原文少了很多韵味。

所以，他开始把每一个引自较早中国文学作品的句子都抄在卡片上，最终累积了几千句；为了找到引语的出处，他还阅读了已知的曾在16世纪末流通的所有文学作品。

译本第一册于1993年出版，受到了广泛好评；第二册在漫长的八年之后才出版。一些同事敦促他加快进度，减少注释的量。有一次，一个中国网站甚至报道称，他已在工作时死亡。

即将完成最后一册的时候，芮效卫被确诊患了卢·格里克病(Lou Gehrig's disease)，所以也排除了任何出精简版的可能性。他的芝加哥同事余国藩(Anthony Yu)在翻译另一部明代长篇经典小说《西游记》时曾采用这种做法。余国藩的译本备受赞扬。

“我想念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感觉，”芮效卫说，“不幸的是，我经常会觉得疲劳。”

学者们认为，芮效卫（他的弟弟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是美国1991年至1995年的驻华大使）拯救了《金瓶梅》在西方的名誉。西方原来认为这本书不过是一本富于异国情调的色情小说，有了他的译本，人们可以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阅读这部作品了。

对于中国的评论者而言，这部作品不难获得。中国人认为，这部小说也是当今充斥报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丑陋现象的写照。

“你现在很容易就能找到西门庆这样的人，”匹兹堡大学的张义宏说。“不仅是在中国，世界各地都有。”

翻译：许欣、陈柳

 

来源：N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