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出现，是市场多中心治理的结果，企业家精神隐含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的自由精神。开放社会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正相关，即，开放社会是企业家精神的原因，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反之亦然，企业家精神是开放社会的原因，也是开放社会的结果。这样的关系构建，对于长期以来崇尚“均贫富”价值观的中国人而言，是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应该在这方面不断发力，而不是以企业家为敌。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常识是，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一直以来面临着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不确定性，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一个正在向着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时代，只有企业家阶层承担着这样的双向的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毫不妥协的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和企业家较劲，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怀疑和批评政府，是主要和公权力死磕。这是布坎南非常清楚地陈述过的观点。

从经济史的演变过程来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缓慢改进，企业家所带来的怕累托改进，是如此明显。我这几年做一个叫做“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的课题，基本印象是，中国企业家对于国家时代的政治关怀，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晚清时代，企业家以“商战理念”面对市场竞争，目的是产业报国，事实上是暗合里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自强”意识形态。民国时代的企业家同样肩负着国家独立的使命感，因此不断加入到一种反市场的抵制外国商品的狭隘民族主义狂潮之中，这事实上是阻挠了中国企业家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49年后，在全国范围之内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封闭思路，让中国经济自闭于全球化市场，因此耽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长达30年，直到1978年邓小平加以修正。

为什么企业家会不断地加入到民族主义市场封闭的道路上去？这一方面是中国知识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一方面则是我们的知识方法论始终没有建立起必要的专业路径。所有的中国人都热爱关心国家大事，相比之下，企业家的生意和企业家的创新，似乎从来都是小事。即使是企业家本身，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对市场对社会的改进效应。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应该鼓励企业家走向专业精神，而不是鼓励企业家卷入宏大叙事。

如果知识人持续在宏大主题的向度上与企业家较劲，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企业家，指责企业家的妥协风格，以目前的社会价值观构成来看，只会助长民众的仇富心态，这在经济学意义上，是反市场的。我担心，如果这种对企业家的道德批评继续放大，人们或许会认为，毛当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有道理，能够带来一种纯洁的公平和一种乌托邦的美感。一种恶毒的仇恨企业家的思潮，会与主流历史叙事合作，构成对企业家阶层的打压。

由此，我前所未有的支持当代中国企业家在专业精神和职业意识方面深度发展，在市场的逻辑意义上精耕细作。按照帕累托改进的秩序，只要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行为让一个人受益，而所有人并不因此变坏，那么今天的企业家的行为，就应该得到同情地理解和支持。而事实上，在文革后，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社会变量，可能就是企业家的兴起。

这是我的基于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维度上的观点。由此我非常警惕一种普遍的对企业家的批评之声。比如现在，知识分子对企业家的指责，一方面是批评企业家基于企业和自身的风险，选择妥协性质的在商言商的思潮和行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长期垄断市场资源，破坏了市场的迂回分工，但是知识分子和民众由于不能肩负起对政府但批评，反过来却选择性地对企业家进行批评，并导致这种批评走向了全面的道德指控。

这是一种政客式的道德批评，而不是基于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路径的批评。

我不认为政客的批评有道理，反而凸显了他们对于市场秩序的无知。政治家这么说话，或许有转移视线的动机，但知识分子这么说话，显然就背离了经济学的一般秩序。

来源：苏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