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北京朝阳群众秒杀苏联克格勃特务
这几年，北京朝阳群众威名远扬，北京吸毒的那些明星，一个个都是被北京朝阳区群众举报，最后只能老老实实蹲了大牢，演出了一出出“监狱风云”的大戏。世界上本有四大情报组织，美国的CIA（中情局）、苏联的KGB（克格勃）、以色列的MOSSAD（摩萨德）、英国的MI6（军情六处）。北京朝阳群众实在是风头太健，已经成为了江湖上的第五大情报组织，简称BJCYQZ。
其实，我北京朝阳群众可真不是吹的，他们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当年就曾在京城大战苏联克格勃特务，结果是一个完美的KO，北京朝阳群众秒杀苏联克格勃。
说来话长，那是1974年1月15日，腊月二十三，一个寒冷的冬日，就在北京朝阳区。
就在这天晚上，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还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来到当时还有些偏僻的北京市郊的西坝河桥。
这里当时属于太阳宫人民公社，现在属于北京朝阳区。没错，这里正是北京朝阳群众的管辖地。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没有逃过北京朝阳群众的法眼。
从伏尔加上下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高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谢苗诺夫，矮的是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两人就那么躲藏在西坝河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到了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
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
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联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先是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照明弹升起，只见汹涌人潮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顿时响成一片。
我们以前经常在抓特务的电影里看到的一幕，真的上演了。主要演员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民兵，也就是现在的BJCYQZ。他们在公安人员的率领下，早已在此埋下了天罗地网。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下。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联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北京朝阳群众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苏联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准备按照他们最初的“周密计划”，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车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
一月十九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并面交一分抗议照会。照会就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马尔琴柯等五人，于当天离开中国。
197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特务落网记》详细报道了此事，并刊发了李洪枢的供词：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递交密写的情报。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我们按照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提下，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点三十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做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戴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峰！”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亲爱的阿峰！”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慌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起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李洪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苏联克格勃在江湖上那是有着响当当的名号，没想到在我北京朝阳群众面前损兵折将，颜面尽失。苏联克格勃称霸江湖多年，无所顾忌，很多国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中国这个带头大哥带头这么一整，好多国家胆子也大了，腰杆也硬了，也跟着驱逐苏联特务，结果使得苏联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遭到重创。克格勃很久也没弄清楚，当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
苏联克格勃输给了当年的北京民兵，或者说是北京朝阳群众，这只是一戏说。情报战线的斗争，绝非这么简单。这些年，根据网上揭秘的的一些材料，早在李洪枢刚刚被苏联克格勃派遣回国时就已被秘密抓捕，并被成功策反。此案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指挥，这才一家伙把苏联间谍一网打尽。此案后面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来源：文革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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