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德国梦”？
如果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世界上最多彩纷呈的政治人士，那么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很可能就是最单调乏味的那个。即使按照德国政坛的标准，她也是绝对乏味的。德文新动词“merkeln”的意思是“什么也不做、什么决定也不作出、什么声明也不发表”。她从不谈论“德国梦”，你也不会看到她的竞选活动喊出“让德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
即使是在去年夏天她突然向100多万人开放德国国境的时候，她谈及这种唐吉坷德式行为所用的语言也是务实的：“我们可以做这个”(Wir schaffen das)。自那以来德国的中间立场主流大体上保持下来，尽管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最近的地区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即使是在移民危机期间，大多数主流德国政治人士也依然是乏味的务实者。他们的目标是：非常缓慢地渐渐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同时避免灾难。
这把德国和其他大国区分开来。在美国、法国和俄罗斯，政治都是用有关梦想、伟大、英雄和乌托邦的语言来包装的。世界上有务实的政治文化、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文化，吊诡的是，更接近乌托邦的是务实者。
乌托邦主义的政治人士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但他们只会让人们失望。每个美国总统在竞选时都将自己宣扬为能够重建美国梦的伟大领袖，然而施政时还得回归现实。很快人们开始抱怨他没有兑现美国梦——但他当然不会：顾名思义，梦想不是现实。
乌托邦主义者鲜少能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渐渐改善。部分原因是他们以被推上神坛的古老文献为指导，而不是依据现代的最佳实践。像《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样愚蠢的陈旧文献的破坏性尤其大，但即使是像《美国宪法》这样的明智文献，往往也会误导人。比如，美国每年死于枪支的人超过3万，其主要原因就是1791年生效的第二修正案。
法国政治也充斥着误导人的陈旧信念。其中一条来自法国大革命，“人民”永远都应该竖起路障阻挠政府。另一条信念被法国左翼视若珍宝，内容是“工人”（想象成社会主义写实雕像中的人物形象）必须反对“老板”（想象成19世纪漫画中戴着高帽的资本家形象）提议的任何事情。
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不会费神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目标是更加宏大的东西。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为了恢复帝国荣光，哪怕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相比之下，在德国，关于伟大的梦想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禁忌。战后的第一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竞选口号是：“不做实验”。后来的继任者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给出了著名的建议：“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
默克尔本人还得到了一剂额外的反乌托邦主义预防针：她人生的头35年是在东德，也就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里度过的。她很少诉说自己的生平故事，可能是担心听起来引人遐想，但她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毕业，之后为了自己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她还不得不额外撰写一篇“马列主义”论文。她的论文题目是“工农国家的工农关系”。因为过于强调农民，她的得分很低。
默克尔的德文传记作者斯蒂凡•柯内琉斯(Stefan Kornelius)解释称，对默克尔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意识形态桎梏的自由。她是关注政策细节类型的政治人士：比起令人心潮澎湃的言论，她更看重事实和分析。有一次，默克尔在电视节目上被问及“德国”这个词会让她想起什么，她回答：“精美、挡风的窗户。”
类似的，欧洲北部多数国家的政治文化都很乏味。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荷兰长大，当时另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鲁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任荷兰首相。据说，这位领袖在党内会议上朗读《圣经》的时候，听起来就像在读一本烹饪书。在任10年后他自豪地说：“我让荷兰更乏味了。”
英国也在缓慢地转向这种乏味的务实传统。这个国家悄然之间渐渐把“大”字从国名中去掉了。甚至连退欧运动的活动人士也不兜售帝国美梦；相反，他们描绘了一个英勇的小英格兰独立签署贸易协定的前景。幸运的是，英国有一个美国政治缺乏的安全阀：所有的英国童话幻想都可以投射到皇室成员身上。这让首相可以只做公职人员。
乏味务实的官员往往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好。欧洲北方国家在全世界的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德国在没有放弃福利国家体制的情况下，已将失业率降至6.2%的历史低点。
但人们还忽略了务实者的最大成就：避祸。在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小说《德国小镇》(A Small Town in Germany)中，一名英国外交官把这称为他毕生的使命。他说，“每天夜里，在我入睡之前，我对自己说：我又完成了一天。为这个迈向灭亡的世界违背自然的寿命延长了一天。如果我永远不放松，永远不抬起双眼，我们可能继续存续100年。”
即使是在去年夏天她突然向100多万人开放德国国境的时候，她谈及这种唐吉坷德式行为所用的语言也是务实的：“我们可以做这个”(Wir schaffen das)。自那以来德国的中间立场主流大体上保持下来，尽管反移民的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最近的地区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即使是在移民危机期间，大多数主流德国政治人士也依然是乏味的务实者。他们的目标是：非常缓慢地渐渐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同时避免灾难。
这把德国和其他大国区分开来。在美国、法国和俄罗斯，政治都是用有关梦想、伟大、英雄和乌托邦的语言来包装的。世界上有务实的政治文化、也有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文化，吊诡的是，更接近乌托邦的是务实者。
乌托邦主义的政治人士提出了很高的期望，但他们只会让人们失望。每个美国总统在竞选时都将自己宣扬为能够重建美国梦的伟大领袖，然而施政时还得回归现实。很快人们开始抱怨他没有兑现美国梦——但他当然不会：顾名思义，梦想不是现实。
乌托邦主义者鲜少能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渐渐改善。部分原因是他们以被推上神坛的古老文献为指导，而不是依据现代的最佳实践。像《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样愚蠢的陈旧文献的破坏性尤其大，但即使是像《美国宪法》这样的明智文献，往往也会误导人。比如，美国每年死于枪支的人超过3万，其主要原因就是1791年生效的第二修正案。
法国政治也充斥着误导人的陈旧信念。其中一条来自法国大革命，“人民”永远都应该竖起路障阻挠政府。另一条信念被法国左翼视若珍宝，内容是“工人”（想象成社会主义写实雕像中的人物形象）必须反对“老板”（想象成19世纪漫画中戴着高帽的资本家形象）提议的任何事情。
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不会费神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目标是更加宏大的东西。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为了恢复帝国荣光，哪怕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相比之下，在德国，关于伟大的梦想在1945年以后一直是禁忌。战后的第一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竞选口号是：“不做实验”。后来的继任者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给出了著名的建议：“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
默克尔本人还得到了一剂额外的反乌托邦主义预防针：她人生的头35年是在东德，也就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里度过的。她很少诉说自己的生平故事，可能是担心听起来引人遐想，但她从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毕业，之后为了自己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她还不得不额外撰写一篇“马列主义”论文。她的论文题目是“工农国家的工农关系”。因为过于强调农民，她的得分很低。
默克尔的德文传记作者斯蒂凡•柯内琉斯(Stefan Kornelius)解释称，对默克尔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意识形态桎梏的自由。她是关注政策细节类型的政治人士：比起令人心潮澎湃的言论，她更看重事实和分析。有一次，默克尔在电视节目上被问及“德国”这个词会让她想起什么，她回答：“精美、挡风的窗户。”
类似的，欧洲北部多数国家的政治文化都很乏味。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荷兰长大，当时另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鲁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任荷兰首相。据说，这位领袖在党内会议上朗读《圣经》的时候，听起来就像在读一本烹饪书。在任10年后他自豪地说：“我让荷兰更乏味了。”
英国也在缓慢地转向这种乏味的务实传统。这个国家悄然之间渐渐把“大”字从国名中去掉了。甚至连退欧运动的活动人士也不兜售帝国美梦；相反，他们描绘了一个英勇的小英格兰独立签署贸易协定的前景。幸运的是，英国有一个美国政治缺乏的安全阀：所有的英国童话幻想都可以投射到皇室成员身上。这让首相可以只做公职人员。
乏味务实的官员往往会让人们的生活更好。欧洲北方国家在全世界的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德国在没有放弃福利国家体制的情况下，已将失业率降至6.2%的历史低点。
但人们还忽略了务实者的最大成就：避祸。在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小说《德国小镇》(A Small Town in Germany)中，一名英国外交官把这称为他毕生的使命。他说，“每天夜里，在我入睡之前，我对自己说：我又完成了一天。为这个迈向灭亡的世界违背自然的寿命延长了一天。如果我永远不放松，永远不抬起双眼，我们可能继续存续100年。”
德国人理解这样的情感。他们在1945年经历了彻底崩溃，在1989年的东德又经历了一次，后一次是默克尔本人亲眼所见。她曾说，她拥有“在早期发现系统崩溃的胜任能力”。在欧元区看起来即将解体的时候，她曾告诉保加利亚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玛雅和其他文明”消失了。换句话说，今天的欧洲也可能重蹈覆辙。她的英雄使命：让政治继续乏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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