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砰，砰！”一阵刺耳的声音突然狂暴地把我从平静的梦里拉了出来。几秒钟之后，又出现了另一声尖锐的炮声，再次打破了黑暗的夜晚。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因恐惧而全身麻木。“砰！砰！”我的心怕得咚咚乱跳，跟着同学跑出去列起队来。军官平时微笑着的脸变得十分严肃，大声喊着各种命令。我心里暗想，是不是中国被其他国家突袭了？然后，我又听到了刺耳的炮声。军官叫我们行军离开基地，往远处的山区走。我扫视同学们的脸，想得到一点信息，但纪律非常严格，他们不敢说话，也无法提供帮助。我们走出了基地也慢慢地远离了后面的炮声。我努力地搜寻地平线，以寻找任何危险源，如进攻的军队或空中的战斗机等，但到处都是平静的自然状态。路边是一些小农家院，而更远处能看到起伏的群山的轮廓。

那天是2005年8月25日—— 我十六岁的生日——而我当时在江苏省的一个军事基地。第一次到中国没几天的我就被我的接待家庭送到农村参加我的准高中军训。连“你好”都不会说的外国人就被派到农村参加一个星期的军训，你能想象我当时多么害怕吗？

跟同学挤在一辆很破的大巴里，我很好奇的看着路边的小店、店牌的汉字。我一生没有接触过那么乱的交通状况，小的自行车和电动车勇敢地超过我们的大巴或追随在我们左右，就像小鱼围绕着海里的鲸鱼一样。

南京的高楼大厦逐渐被农村的平房替代。在这些房子后面，延伸着辽阔、生机盎然的田地。我身边的同学都已经站着互相依靠着睡着了。我突然觉得十分寂寞。十五岁的我之前很期待独自来到中国留学一年、离开我父母和朋友，开阔眼界、挑战一下、探索自己。可是离开家不到一周、在大巴上我已经因感到孤独而没法自持。 快要闭眼时我注意到了我对面的同学、张宇晨、在看我。眼睛接触时他给我一个很温暖、又有点不好意思的笑容、稍微安抚了我的心。

第二天起床时、一套我几乎穿不上的军衣摆在我的床边，我才真的意识到我身处何处。我跑到张宇晨的床边、不断地提问题。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声调，而张宇晨也根本听不懂我由于紧张而乱七八糟的英文。我好不容易从他的嘴里得知我们所有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被派到郊区参加一周的军训，下周才回南京、而他说这是很正常入中学的活动。

穿上军衣时，我1.93米的身体从衣服里几乎要爆出来，就像绿巨人一样。我尴尬地跟同学出去组成了很整齐的编队、当时都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等军官一出现大家就严肃了下来、很顺从地听他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同学们突然同步地开始往前行军，进行队列练习。当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往哪儿行军，绕来绕去都快让我昏了。我尽量地跟着同学们模仿。我们如此进行了好几个小时、齐步走、立定、向左转，等等。张宇晨尽量站在我前面以便给我一个好的示范、让我很感动。除了吃包子和神奇的汤面的饭时之外，我们不停地在南方灼热的太阳下行军。那边的厕所其实就是几个带着臭气熏天的地洞；饮用水热到让我舌头麻木的程度；洗澡时都是一起在一个大屋里。

我刚到部队时感觉非常无奈，对我将来在中国一年的留学生活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但在同学和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下，我逐渐地习惯并喜欢上了军训艰苦的生活。张宇晨尽量不停地和我讲英文、给我解释军官的命令。负责我的军官还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直接翻译了我的英文（法律名）Julian叫我朱李安。在军训的第四天，同学们还偷偷地为我组织了一个生日晚会，并有班主任特意从食堂找到了西式的生日蛋糕给我吃。在跟张宇晨和其他同学一起吃一起笑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闪现出一点希望。那个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如果能在艰苦的军训生活中生存下去，未来的南京生活会变得非常轻松和好玩。

行军了好几个小时、我的头脑开始发晕的时候，还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得在黑夜里这样行军。军官只是让我们继续、继续、继续。旁边的小镇慢慢地开始有炊烟升起， 农民开始走到田里去种地。在我马上要晕倒的时候，地平线上突然露出了太阳的一小角，一下子就使周围亮了起来。军官终于让我们休息。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到了五点四十五，离开基地已经超过了两个半小时。我终于有机会跑到了张宇晨的身边，而他用了基础的英文告诉我：这次行军是为了挑战学生，让我们感受到军队里随时存在的压力，而炮声只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危机感。我呼出了一大口气，累得垮在地上。教官给每一位同学发了一个很硬的鸡蛋和一瓶矿泉水。这小小的食物重新带给我力量。在太阳的光芒下，我坐在张宇晨旁边，脸上自然地露出了笑容。

又过了两天，我们的军训就结束了。大巴往南京的方向开，车上的同学跟上次一样站着靠在一起睡着。我一周前特别孤独地站在车上，感觉像独自一个人跳到一个无底洞里。而往南京返的时候，我周围的同学都已经变成了我的好朋友，而我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我温柔地背靠着张宇晨，闭上了眼睛，开始梦想未来一年的美好时间。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链接：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10/09/cc09a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