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北京之行期间，我感冒了。我的妻子是中国人，她希望我好起来，于是带我去了当地的一家餐馆。我们坐定后，她点了一只活甲鱼。店主送了过来，在我惊讶的注视中，服务员随手切开了甲鱼的喉咙，把血倒进玻璃杯中。在这番骇人的情形下，他们又倒上了一盅白酒，这是谷物酿成的一种烈酒。站在桌边的店主和服务员带着明显的自豪神情示意我喝下这剂猛药。我皱紧了眉头，鼓起勇气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及接下来几天，我感觉好多了，不过并不能确定原因何在。是安慰剂效应吗？也许当天晚上我的身体已经在康复了，喝下它完全是多此一举。还是说白酒送服的甲鱼血加速了我的康复？也许多年以后，我们会发现，龟类的血液中含有某种微妙的化学特性，有助于减轻某些病症？

许多西方人会对甲鱼血的药用价值予以嘲笑，不过同样一群人中，少说也有一部分会痛饮奎宁，或是会听从奥兹医生(Dr. Oz)的建议用茄片来治疗皮肤癌。我们全都生活在“水蛭吸血疗法”和抗生素之间巨大的灰色地带。替代医学近年来取得了爆炸性的发展，重新唤起了对一个哲学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认识论学者所说的“划界问题”。

划界问题主要涉及的挑战是区分真正的科学和伪科学，在进化论学者和创世论学者之间的论战中，动不动就会被搬出来。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创世论常常因为其主张不能被证伪的理由而受到驳斥（即证据既不能证明其自然神学信仰是成立的，也不能证明它是不成立的）。“证伪原则”是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首先提出的，而他或许算得上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乍一看，这条标准也显得很不错。它令人满意地排除了伪科学人士，以及各路江湖郎中的奇谈怪论。但是，的确如此吗？

当代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宣称，哲学研究者尚未给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可信标准。就算是实证科学的基石“证伪原则”，也将前沿物理学里许多合理的理论排除在外，却将不少怪论包含在内，比方说，如果倡导者精挑细选能验证其预测的现象，占星术也可以算成科学。而且，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以降的科学史学者指出，正经的科学很少会在证伪的观测结果甫一出现时抛弃某项理论，反而会将反面证据归为实验误差（有时会持续数十年）。奥地利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甚至全盘抛弃了所谓的“科学方法”。他认为，科学不是产生真理的一种特殊方法，而是常规人类推理中的一种有缺陷的门类（充满了误差、偏误和修辞性的劝说）。最后，增进理性，也并非总是能减少轻信。

我们乐意认为，严格运用逻辑将会减少奇谈怪论。实际并非如此。即使是精通归纳与推理的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也相信，资助图坦卡蒙墓穴探险的卡那封伯爵(Lord Carnarvon)，可能死于法老的诅咒。

替代医学的问题，尤其是传统中医，给划界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人逐渐受到针灸和草药（不怎么包括甲鱼血这样的动物医药）的吸引，不过，我们也渴望这些古老的疗法能得到些许科学验证。中国人自己也在想方设法让中医在西方世界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并将其与该国传统文化中迷信色彩更浓厚的部分区分开来。

北京之行的几年后，我在上海寻找住处。中介向我保证，我们看的那处地方非常吉利。从10层楼上的窗户往外张望，我能看到苏州河在楼前绕了个弯。他解释说，弯曲的河道和流淌的河水表明风水很好，这是输送“吉气”的富贵通道。

我租了那套公寓。

在许多人看来，风水的基本事实比较可信。简单地说，如果按照某种格局和方向布置家具，多数人会在心理上感觉比另外一些格局舒服。不过，这些事实背后的形而上的“因果论”则更具争议性。中医认为，经络代表着“气”的流动线路，而这股气流经自然和人体，从而决定了健康和谐或疾病失调（取决于气血的通畅程度）。

当然了，我并不需要这套理论来解释，为何办公桌面朝门外的时候会让我比背对着门的时候更舒服。我想，我也无需用它来解释看到窗外的苏州河时感受到的平静。也许，形而上的风水望气论最终会让位于符合我们的感官知觉或心理的理论。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出安慰剂的治标效应，这让许多思维缜密的医生得出结论，有益的心理反应（如内啡肽和多巴胺的分泌）可由微妙的暗示、糖片、祈祷、音乐等看似无理的机制来激发。这么说来，家具布局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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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将科学和其他各种知识区分开来的理由是，科学为可以观测到的经验提供因果解释，而且科学理论是系统性的（在逻辑上具有连贯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标准，中医至少看上去相当科学：关于气的这套体系为针灸治疗、功夫、建筑风水、中草药等之间的特定关联提供了因果根据。

然而，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定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套系统的因果说辞还不够，因为许多相互冲突的说法可能会适用于观测到的同一现象。比如，行星逆行现象可以用托勒密的“地心说”本轮模型来解释，但因为天文学发展到了“日心说”，这个解释最终被推翻。我们需要的是正确且可被证实的因果解释；为了让因果解释通过实证检验的挑战，科学方法（即科学哲学术语中的“假说-演绎法”）应运而生。

在这种更严格的意义上，气理论还科学吗？怀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没人直接看到过气。尽管中医从业者要用多年时间掌握人体经络穴位图，但西式器械仍未检测到气在体内流动经过的经络。

他们是在追随一种唯一来源只是传统的假象吗，还是我们依然只处在新发现的起步阶段？气看起来无法证伪，但也或许人们很快便能一睹其究竟。毕竟，在有人真的观测到基因（遗传物质的单元）之前，科学家们很久以前就建立了相关理论，进行了猜想和假设。此外，希格斯玻色子的假说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直到2012年才得到证实。经常有报道称，针灸治疗了一些病痛，那么，气会不会被证实是其中的原因呢？

在19世纪，达尔文(Darwin)的科学进化论并不符合证伪原则的实验性方法。为了验证自己的引力理论，伽利略(Galileo)曾让球从斜面上滚下，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却不太具有可观测性。然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日渐获得科学界的认同，因为它解释了太多各异的现象（比如自适应性结构、解剖同源性、化石记录等）。在中国，气的观念根深蒂固，可以用来解释许许多多的现象，就像达尔文主义相对于西方科学一样。但必须指出的是，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达尔文主义只假定了三大进化要素：子代与亲代及同代有差异；但比起不具亲缘关系的同类，后代更像上一代；在所处环境中，出生的后代数量多于能够生存下来的数量。这些事实中，每一项都能很容易地被观测到，而且把它们综合起来时，就能得出物种会进行适应性进化的结论。不用额外假定有什么形而上的力量，比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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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中国，躺在针灸床上的我在想，自己是不是过于怀疑或是过于相信气了。华山医院的邵雷医生享誉中国，他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神秘力量。我向他解释说，自己背部的下半部分长期疼痛。邵医生研究了我的舌头后告诉我，我的背痛实际上是肾气不足，不过他能补气。他在我的腰部扎了10根针，还在两膝的后方扎了几根。他把这些针连到了一台电机上，对我进行了20分钟的轻柔治疗。与此同时，一盏热灯一直在给我的背部加热，看上去就像让快餐店里的薯条保温一样。这种轻微的折磨我经历了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只是为了彻底研究一下针灸，尽管是走马观花。而且，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每次针灸结束后的那几天，我的背痛有所缓解。

似乎完全有理由在相信中医疗效的同时，依然对气深表怀疑。换句话说，人们可能是在从事一种“偶然医学”——即使误诊了造成病痛的原因，症状也还是可能会减轻（西医中也一直有这种情况发生）。针灸、甲鱼血和许多类似疗法并非迷信，可能是一些实用的民间智慧。对那些扭了腰或患病的可怜人而言，用来解释治疗成效的因果理论不是特别重要，知识有限的他们也不会觉得它有意思。

归根结底，你可以既怀疑气，也怀疑不可违背的科学方法，但依然信奉有时会出错的实践得来的真知。最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医疗问题上下赌注。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尝试各种选择：试试针灸、吃点布洛芬，或者喝点甲鱼血。赌注（或疗法）足够多了，你总会搞对几次。那么，这种做法是迷信，还是智慧？

史蒂芬·T·阿斯马(Stephen T. Asma)是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 Chicago)的哲学教授，最近著有《反对公平》(Against Fairness)一书。2014年，他将在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下来到北京。
翻译：黄铮、陈亦亭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