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将在2014年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一战开启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残暴和愚蠢，摧毁了20世纪初欧洲文明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最后，正如邱吉尔(Churchill)在1940年6月所预言的那样，“新世界以其全部力量和能力”，不得不挺身而出，“拯救并解放旧世界”。

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的失败，带来了这场1914年至1945年间降临到欧洲民众头上的大灾难。他们的无知和偏见使灾难得以发生：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其中包括早已过时的观点，即帝国是伟大和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光荣和可控的。当时的局面就好像大国领导人都被一种集体自杀的意志所控制。

复杂的社会依赖精英去运行，这种运行即使不正确，至少也不能错得太离谱。当精英们失败时，政治秩序就可能崩溃，一战后的战败国就是如此。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帝国被摧毁，软弱无力的继承者很快就被独裁者所取代。一战还摧毁了19世纪经济的两大基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恢复这些基础的努力导致了更多的精英失败（这一次除了欧洲精英外，还包括美国的精英）。“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在很大程度上为二战创造了政治条件。之后则是冷战——民主国家与脱胎于一战的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

精英失败造成的可怕后果并不令人意外。精英与民众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前者拥有权力和财产等特权；后者则获得安全——在现代社会，还有一定程度的富足。如果精英们失败了，他们就有可能被取代。取代失败的经济、政治和学术精英的过程永远充满风险。但在民主体制下，至少更换政治精英的程序是迅速和干净的。在专制体制下，这种过程往往缓慢，而且几乎总是伴随着流血冲突。

这并非只是历史。当今社会仍是如此。如果要以当今世界为背景，寻找一战的直接教训，我们在当今欧洲找不到，但在中东、印巴边境以及崛起的中国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中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都存在发生致命误判的可能性，尽管幸运的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远不如100年前那么有市场。今天的世界大国都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和平比战争的虚幻收益更有利于繁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不会再遭遇精英失败。相反，西方正在经历精英失败，只是这些失败属于对和平管理不当，而不是引发战争的失败。

这里有三个显而易见的失败。

首先，经济、金融、学术和政治精英大多误解了轻率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后果。他们错误地以为金融市场具有自稳定功能，因而允许甚至鼓励大举押注债务扩张（对金融业来说，这种押注是有利可图的）。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们未能把握这其中的激励机制，最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系统性崩溃的风险。系统性崩溃的灾难性后果体现在几个方面：经济崩溃、失业率飙升以及公共债务出现爆炸性增长。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们因未能阻止灾难发生而遭受质疑，金融精英们因需要接受纾困而遭受质疑；政治精英们因愿意拨款纾困而遭受质疑；学术精英（经济学家）因未能预测危机来临、也未能在危机爆发后形成应对共识而遭受质疑。纾困是必要的，但人们正确地认为，当权者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来纾困有错的一方。

其次，过去3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精英阶层。这些人在自己与母国的关系上越来越超然。在此过程中，凝聚民主国家的纽带——公民意识——被削弱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范围狭窄，加剧了上述趋势。因此，当今社会日益趋向一种富豪统治体制。民主国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因此一定程度的富豪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永远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如果广大民众认为，经济精英们表现平庸却能获得丰厚回报，而且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出现问题时还希望获得纾困，那么社会的纽带就会断裂。我们可能正处于这种长期衰落的开端。

第三，缔造欧元意味着，欧洲人让自己的事业超越务实的范畴，进入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领域：自己的货币的命运。在欧洲人当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围绕他们的货币如何被管理（或不当管理）更容易引起摩擦了。很可能无可避免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大量尚未解决的问题。遭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的经济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严重衰退、极高的失业率、大规模外向移民和巨额债务负担。这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人们关注最少的是欧元区的制度性紊乱。在欧元区内部，权力集中于债权国政府（主要是德国）和三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央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的民众对这些机构没有任何影响力。对这些民众负责的国内政治人物也没有权力。这种权责分离破坏了民主治理的核心理念。欧元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体制上的。

这些失败虽然与1914年的愚蠢行为没有可比性，但它们都很严重，足以导致人们对精英产生怀疑。结果是西方各国滋生愤怒的民粹主义——主要是右翼的仇外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会砸烂一切。如果精英们继续失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愤怒的民粹主义者的兴起。精英们需要做得更好，否则愤怒情绪可能会吞噬我们所有人。